1958年《人民日報》關於河南的報導
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動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幾個月時間，受株連者數以萬計，致死者逾百人，兩年後始得平反。潘，是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楊，是楊玨，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是王庭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
他們三人原來是平原省的幹部，平原省撤銷，1952年12月，潘復生調到河南，任省委第一書記。王庭棟隨同潘到河南，1955年楊玨也調到河南。
分歧從合作化速度開始
分歧是從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開始的。
潘、楊、王等認為，推進農業合作化的速度不能太急，太快，應當有步驟地分批進行。第一年實現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時任省委第二書記的吳芝圃，大革命時期曾在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他主張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來是中央的意見，後來下面發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實現了合作化。毛澤東也很高興，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批評主張慢一些的人是「小腳女人」。
在合作社規模上，潘、楊、王認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吳芝圃則認為規模越大越好。在實際推行中，開始是百戶社，發展到千戶社。
吳芝圃主張合作社應將牲畜集中起來，實行大槽餵養。潘、楊、王下鄉看到集中餵養條件不具備，管理跟不上，牲畜長癬、掉毛，生病、死亡，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張小槽餵養，以保護牲畜，保障農業生產。
實行合作化以後，要不要給農民一點小自由？吳芝圃主張讓農民全心全意地搞集體經濟，不能助長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潘、楊、王認為，收回自留地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不讓農民利用業餘時間搞點家庭副業，影響農民收入。
由於合作化運動發展過快、過急，工作過粗，在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使農民產生強烈的牴觸情緒。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農村發生鬧社事件。臨汝縣1956年下半年31個農業社發生「鬧社」事件；商丘地區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個高級社和40個初級社發生了群眾「鬧社」。在「鬧社」中，有些農民從集體大槽中牽回了原來屬於自己的牲畜，有的農民要求退社，個別地方農民還和搞強迫命令的幹部發生了衝突。在處理「鬧社」事件中，一些帶頭鬧事的人被逮捕判刑。在1957年春節前後開展的宣傳合作化優越性的教育運動中，又發生了嚴重的粗暴對待群眾的現象，不少人被捆綁、遊街、批鬥、管制甚至有被摧殘致死者。
1954年7月，潘復生因病休養，由吳芝圃暫時主持工作。潘復生健康好轉後恢復工作，並著手糾正吳主持工作時的偏差。他讓楊玨到許昌、南陽、平頂山考察，派王庭棟到安陽實地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宣傳要點》共8條40多款，涉及到鞏固集體經濟、維護農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廣牲畜分槽餵養、養用合一；允許社員自養牲畜，以滿足家庭副業生產的需要，使用社員的牲畜合理記分；留足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地產的糧食只交公糧，不計徵購任務；農業合作社必須實行包工包產，超產獎勵；農民可以自己養雞、養豬；允許社員開墾間隙地、房前屋後的小荒地，也可以搞點家庭副業；開放自由市場；合作社規模太大的，根據社員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等。
潘復生主持工作後，還主持制定了《關於開展整風運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根據這個文件，嚴肅查處了民權、夏邑、永城幹部在合作化中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行為，重新處理臨汝縣農民鬧社事件，釋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復生瞭解到伊川、臨汝農民有的吃「觀音土」，心裏很沈重，要求省裡立即解決，並報告中央希望降低徵購指標，給農民多留一點。王庭棟當時在省裡分管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潘復生派他下去調查糧食徵購情況，發現給農民留的口糧太少，而且多是紅薯，保存不好就爛掉。他向省委匯報後，主張給農民一天留一斤口糧，紅薯由四斤折一斤糧改為五斤折一斤糧，人均380斤以上的隊才徵購餘糧。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縣出現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不長時間，很多地方一夜之間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修武縣提出四年實現共產主義，全縣一個經濟核算單位，農民都實行工資制，按月發工資（實際一個月都發不了）。各地還大搞一平二調，侵犯農民利益。對這些，潘、楊、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當時公社食堂越辦越大，幾個村辦一個食堂，幾個村到一個地方吃飯，吃一頓飯要走幾里路。人太多，打飯排長隊。潘、楊、王主張食堂辦小一點。吳芝圃等認為大食堂有十大優越性，其中一點就是可以實現炊事機械化。吳芝圃向毛澤東匯報了炊事機械化的成績,毛澤東讓把這些炊事機械搬到廬山會議上展覽。其它省的同志看了不相信。其實，這些木製的炊事機械技術上沒過關，不能用。廬山會議後，鄧小平路過鄭州要參觀食堂機械化，他們從省展覽館把木製炊事機械搬到鄭州郊區老鴉陳村，讓省婦聯同志化裝成農民作講解。
羅列「八大罪狀」，罷官免職
中共河南省委在反右派鬥爭中，開始批判潘復生。在1957年8月，省委五次全會（擴大）指責潘復生主持制定的《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全會決定停止宣傳和執行《宣傳要點》。這次還決定立即收回河南省委1957年7月發的《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認為這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完全違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潘復生因病沒有參加會議。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在會上作了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發言，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潘復生。他在發言中「揭露」了潘復生造成的種種「惡果」，指出：「潘復生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一種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河南對他這種錯誤思想鬥爭的勝利，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動向主動的轉折點。」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這個發言。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點名批評了一些人，潘復生名列其中。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河南小組，從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復生從醫院拉到會上，對他進行了連續三個半天的揭發批判。5月18日（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吳芝圃代替。
吳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給省委打電話，讓趕緊準備批判潘復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次會上給「潘、楊、王」列出了八條罪狀：
一，否認階級鬥爭，否認兩條道路鬥爭，製造「階級鬥爭熄滅論」；二，攻擊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優越論」；三，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批判自發勢力；四，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五，披著領導反右派鬥爭的外衣，竭力阻撓、破壞反右派鬥爭；六，堅持發布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七，欺騙中央與中央正確路線對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島會議上，潘復生反映河南真實情況，被說成是把河南工作說得「一團糟」）；八，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這次會議認為，他們已經完全形成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同他們鬥爭的性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堅持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和反對、歪曲、修正中央路線的鬥爭」。
會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准，撤銷潘復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銷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聲勢浩大的揭批運動
八大二次會議的會後，中央書記處召集河南參加會議的吳芝圃、楊蔚屏、楊玨等省委領導人開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劉瀾濤等人參加。鄧小平說，對潘復生的批判只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但是，一回到省裡，吳芝圃就迫不及待地開展了全社會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會以後，在全省城鄉、黨內黨外開展了揭批「潘、楊、王」「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並認為是「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補課，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運動聲勢浩大。《河南日報》在顯著地位每天都發表長篇揭發、批判文章和運動進展的新聞報導。新創刊的省委機關刊物《中州評論》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楊、王」的專號。廣播電臺不斷地點「潘、楊、王」的名字，歷數其「罪狀」。全省各地到處都貼滿批判「潘、楊、王」的大標語和醜化他們的漫畫，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楊、王」的文藝節目。
潘、楊、王三人受到了殘酷鬥爭。就在省委的第九次全體會上，患病的潘復生被「揪」到會上接受批鬥。潘、楊、王三家門上貼著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橫額。門窗玻璃全被砸碎，屋裡屋外都貼滿了大字報。
對他們三人的處理結果是：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場長；楊玨從8級降為11級，下放到洛陽地區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由9級降為12級，在省裡公開批鬥後，直接押送到許昌地區襄縣孫祠堂公社柳林生產隊，讓他在這裡當了三年社員。
錯誤批判帶來極嚴重後果
河南省左傾思想本來比較嚴重，在反右鬥爭中，全省共劃了6萬名右派份子，居全國各省之首。批判「潘楊王反黨集團」以後，在黨內和幹部中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
省委主辦的《中州評論》上發表了吳芝圃的題為《躍進的哲學，哲學的躍進》的長文，使主觀唯心論進一步發展。批真話的鬥爭升級，講假話的時尚隨著升級。請看當時《人民日報》的報導：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賬派」應及時猛省了》。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畝產小麥4412斤；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畝產小麥453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畝產小麥7320斤；9月13日，河南全省平均畝產水稻千斤，成為千斤省……。在大煉鋼鐵方面也連放「衛星」，《人民日報》發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論，稱讚「曾在小麥產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國鋼鐵生產的一面紅旗」。頭腦發熱的吳芝圃，提出一年實現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綠化等「十化」。
河南成了全國的「先進省」，各地有大量的人到河南參觀學習。《人民日報》經常報導河南的「先進事跡」，河南一些人也「牛」起來了，對中央各部委來的人也看不上眼。中央工業部長高揚到河南禹縣對小高爐煉鐵的質量提出了意見，縣裡領導就說高揚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並當場批判高揚，又將材料轉到北京，高揚回北京以後也受到批評。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標語，提出了不同意見，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後又挨批評。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對河南的做法提出不同看法，在河南也受到批判。北京的幹部從此不敢去河南了。
1958年，河南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卻浮誇到702億斤。1959年河南有旱災，糧食產量下降到194.9億斤，又浮誇到450億斤。令人悲哀的是，浮誇雖是數字遊戲，卻讓農民承擔實實在在的後果。高估產必然帶來高徵購，1958年徵購糧食80.8億斤，佔實際產量的28.7%；1959年徵購72億斤，加上公社的自籌糧和週轉糧，仍為80.8億斤，佔當年實際產量的37.14%。這兩年全省多徵購了60多億斤糧食。農民被迫把種子、飼料、口糧都交了徵購任務。因此，秋收後不久就發生糧荒，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平反以後
數以萬計生命的代價使人們開始醒悟：潘、楊、王是正確的，吳芝圃執行的路線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從1960年到1962年，中共中央先後派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習仲勛、陶鑄、王任重、王從吾、徐子榮、金明等領導人到河南調查研究，幫助河南解決問題。1961年7月，中共中央派劉建勛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1961年夏季以後，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河南省委開始對潘、楊、王的問題進行甄別核查。196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關於潘復生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決議中說：「省委自1957以來批判和處理潘復生同志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關於潘復生、楊玨、王庭棟同志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應予撤銷。」7月30日和12月20日，河南省委又分別給楊玨、王庭棟平反，恢復原職務和工資級別。
劉建勛、何偉、文敏生、楊玨主持河南省工作後，做了大量的善後工作，河南情況開始好轉。
(為寫此文楊玨老和冀雨老三次接待作者採訪，並修改了稿件，王庭棟同志從山西寄來親手寫的回憶資料，並修改了稿件，此文還採用了《風雨春秋》中張林南同志的文章中的資料，在此一併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