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賢達、學者、工商界人士等構成的社會精英階層一直存在。
中共依靠流氓無產者建政以後，通過各類政治運動將國民同化。「社會主義改造」從工商界人士手中巧取豪奪，剝奪其有產者的地位；反右要求知識份子完全從屬於政治，並且必須與當局保持一致；文革則破壞了整個社會的法治和道德，使全民處於恐懼之中。當局意識到，這些在野的精英，無論其政治素養和參與能力，還是經濟、社會地位，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政治、經濟、輿論上都是實在的威脅。同化他們是社會的損失，與其如此，不如使之成為專制體制的一部分。文革之後，精英執政的體制又逐步建立起來。
精英需要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社會的尊重與肯定。鄧小平執政後提出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幹部年輕化，如此種種，大體上是對精英階層的支持與肯定。在這樣的背景下，結合此前的工農、城鄉差別等設置，中共專制制度設置了一個精英通道，其中包括公務員選拔，國企建設與改制，媒體、學校和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的體制內化，以及所謂的民主黨派的行政、黨內級別設置等，使精英們能夠而且只能通過這個通道實現世俗普遍認為的自我價值。
中共「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精英執政」策略，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加入體制的精英足夠多，這樣才能消解民間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加入體制的精英足夠精，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參與競爭，將精力耗散在競爭當中，並且「願賭服輸」。多和精也同時引發了更多的問題：
首先是精英收益無限攤薄，精英越來越難以在體制內得到充分的價值實現。各地都有公務員叫屈說工資不高，大學教授和各路專家的地位降至笑話的水平，工商界則被各種「原罪論」困擾，當局根本無力支撐如此龐大的體制。它的對策就只能是不斷加強對體制外的壓榨，使體制內外的差距依然強烈存在，以此吸引、穩定並不斷擴大這個精英隊伍，使每一個進入體制的精英仍然能夠找到充分的位置，使進入體制這個通道仍然處於充分的競爭之中。
其次是泛體制化的利益捆綁。泛體制化利出一孔，將進入體制的精英的社會關係納入到體制之內，將體制外民眾的根本利益處於體制的控制之下。這就實現了體制和利益民間的、深度的和主動的捆綁，使精英及其家庭、社會關係等處於全面的體制化之下。社會普遍存在的「拉關係」一類，腐敗只不過是一個表象，深層就是利益的體制內運行。
第三個問題是精英隊伍越來越門閥化。體制內外利益差距的存在，使得現有精英有充分的動力，主動把社會關係也納入到體制內部，同時建立更加廣泛和牢固的體制內關係網路。通過個體競爭進入體制的精英，很難有所作為。精英進入這個體制之後立即被碎片化，因為體制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的精英。更何況，所謂精英，其實不過是工具化的區分——誰更支持專制，誰更適應專制。
中共的當前體制就依賴於精英執政。專制沒有動力繼續進步，恨不得人類都在一夜之間變傻。精英執政將最能適應專制的人區分出來，它們就是維繫這個專制制度最為根本的力量。但是專制從來也沒有認識到，人類之所以存在，就是對自由的不斷追求。精英執政的戰略在建成之時，也就埋下了它必然崩潰的種子。
精英的需求更加多樣和強烈，他們在社會中分離出來，也使體制外人才、思想、經濟環境更加惡化。中國朝代更迭很多以農民起義為形式，與此或有關聯。中共專制幾乎將這個體制發揮到了極致，依靠的也不過是利益分化與捆綁。這個體制是不可能持續太久的，越是構建得龐大和專精，越難以滿足精英隊伍的需求，而壓榨體制外總會有一個極限。它或者被體制外推翻，或者在體制內分裂。
關於體制內分裂，需要先回到前面提到的精英之「精」。體制越來越龐大，體制內外利益差距越來越強烈，精英的選拔和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但是平均利益的攤薄與精英競爭勝出者越來越高的需求之間，形成了無法填補的鴻溝。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體制內部的利益爭鬥，在整體上還處於利益統一的背景之下，是不可依靠的。體制內精英還將看到體制外越來越不堪重負，從而更加擔心被體制拋棄或者體制本身滅亡。所以在內部，無論如何都是維持這個體制的動力大於破壞這個體制的動力，所謂政改，即使在這個意義上說，也必然是緣木求魚。
唯一有效的力量在於體制外部的抗爭。專制當局精英執政體制存續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通過壓榨體制外部來保障體制內的利益，這種壓榨也就必然導致抗爭。
體制外的抗爭在當前呈現出自發的局面。他們受到的壓榨越來越強烈，生存越來越艱辛，在矛盾突出的領域和地區，必然會形成越來越激烈的對抗。比如近幾年頻繁出現的群體性事件，就是地區矛盾和行業領域矛盾激化的表現。
在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民眾終將意識到，抗爭是唯一的出路，抗爭的目標不僅是擺脫現有的窘迫，而且是未來更好的民主自由；抗爭的對象不僅是近在的生存威脅，而且是遠在北京的專制當局本身。
沒有任何東西能挽救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