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常引起討論的一個話題，是尋找下一個經濟增長點。仔細一想，這其實是一個奇怪的問題：一個全民致力於經濟發展，幾乎心無旁顧的國家，一個人均收入只有發達經濟十分之一的國家，怎麼會缺少經濟增長點呢？難道不應該到處都是增長點嗎？理解這一話題，要從背景說起。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下行，通脹壓力顯著，房地產價格高位欲漲，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增大，而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收效甚微。在歐債危機爆發、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這些現象引發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下降，宏觀經濟基礎變壞的擔憂。特別是2012年以來，不但發達國家經濟陷入低迷，而且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包括印度、巴西等，經濟增長速度也迅猛下行，比發達國家的情形更加不容樂觀，引發了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甚至進入長期蕭條的擔憂。國外低迷，國內的近況也很慘淡，今年一、二季度的經濟增速分別只有8.1％和7.6%，尤其是考慮到這是從14％的速度降下來的，下降了幾乎一半。
好的跡象是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已經逐漸褪去，CPI從2011年6月的6.5％高點下降到2012年6月份的2.2％，為宏觀政策轉向提供了空間。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下一步經濟增長著力點應該在哪裡？倘若沒有強有力的增長點，寬鬆的宏觀政策帶來的可能是通貨膨脹和財富轉移，而非經濟繁榮。
對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渴求，源於舊的增長動力的衰竭，因而讓我們先來看看舊的「增長點」。中國經濟在1998年開始陷入通貨緊縮和長達4年的低迷，直到2002年才真正回暖，並開始了近十年來的高速增長。1998－2002年間為了應對低迷採取的對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的經濟發展路徑，甚至是世界的經濟版圖，其中有兩件事情，是不得不提的。一是1998年開啟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從此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房地產經濟時代；二是2011年加入WTO，從此進入世界市場，淨出口迅速增加，中國製造開始席捲世界。房地產的蓬勃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內需」。淨出口的大幅增加，代表了外需的大量增加。一內一外雙劍合璧，拉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從大的圖景上看，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依靠的就是房地產和淨出口，以及這二者帶來的大量投資。
經濟增長有主要支柱行業並不是壞事情，但是過於依賴一兩個支柱也並不一定就是好事情，按下深層次的資源錯配暫且不表，一旦支柱行業出現停滯，整個經濟增長就會面臨中斷，而這正是中國宏觀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房地產調控使得內需大幅減弱，發達經濟的低迷減少了中國商品的外需，兩根柱子一起倒塌，一時間風聲鶴唳，那也是自然的。
回顧歷史，你會發現所謂的兩大支柱，其實是我們造出來的，而且因為好用，一用就是十年。或許就是因為這兩根柱子太好用了，人們才不願意輕易放棄，或者說已經缺乏尋找下一根柱子的勇氣了。但是這世界上有永遠撐起房屋的柱子，卻沒有永遠撐起經濟增長的柱子，隨著時間推移，支柱產業發生轉換是必然的事情。
具體什麼行業會成為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支柱，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特別是政策方面的因素。但是放眼望去，多個行業都有巨大潛力，有待釋放。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服務性行業。隨著收入的提高，服務需求必然快速增長，而且因為服務需求的彈性大，其增速要快於非服務部門的增速。然而，現實中的實際情況是，過去十年間由於匯率低估，賺人民幣不如賺美元快，也就是內需不如外需掙錢快，因而內需受到壓制，服務業屬於內需，當然也就受到壓制，表現在數據上，中國GDP中服務業佔比只有43％，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比低收入國家45％的水平也要低一些。考慮到中國的發展階段，現在的服務業佔比應該在60％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服務業大概滯後了15個百分點以上。這15個百分點的缺口，加上服務業發展可以促進一、二產的進一步發展，就意味著巨大的增長機會。當然，服務業發展滯後無非就是過去房地產和淨出口這兩根柱子太粗這一現象的另一個側面，本身並沒有提供額外的信息，只是幫助指明了這裡有一個進一步發展的巨大空間。
服務可大致分為生活服務和生產服務，對於生活服務的需求取決於收入水平和國民財富中居民的份額，因此中國服務業滯後也至少部分是由於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份額太大，而居民部門的份額太小。生產服務的滯後，一部分是由於在出口導向的生產當中，銷售、售後服務等項目由國外部門完成，或者說國際分工中產品供應鏈中的服務項目被至於國外，因此國內的生產性服務受到壓制。另外，行政性壟斷也是服務業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准入限制很高，不利於競爭和行業整體進步。
另一個重要的增長點是基礎設施投資。國際比較表明，中國基礎設施依然非常落後，中國的公路密度不到美國、印度和韓國的一半，不到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的五分之一；中國的鐵路密度也大幅落後於上述國家，僅與金磚其他四國，以及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處於同等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需求和發展空間。
中國城市的基礎設施也不容樂觀。以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為代表的主要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雖然在國內已經明顯處於遙遙領先的位置，但是與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深圳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最低，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地鐵密度不到香港的一半，僅有新加坡、紐約和倫敦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公路密度與上述城市亦相去甚遠，除了與香港水平接近之外，公路密度最高的上海也僅有新加坡的一半，也不到其餘大城市的四分之一的水平。這種情況下，城市擁堵，通勤成本高昂實在是不足為怪。這些成本都會反映到其他的經濟生活當中，減少其他經濟活動。
基礎設施落後會導致交易費用昂貴，減少交易機會，形成其他行業的發展瓶頸。有研究表明，美國1970年代的滯脹，與前期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有重要關聯，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和基礎設施落後，形成發展瓶頸有關。在基礎設施依然落後的情況下，中國的這些投資總體上有益於生產生活，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現實中存在的不合理項目是經濟管理的問題，而不是方向和戰略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