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蓉要求開會批判張玉鳳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劃下，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裡面收錄了《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些警句。這樣就將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躍進的教訓被一筆勾消，建立符合現實的現代經濟方向也被逆轉。林彪的目標是統一意識形態，他對專業技術嗤之以鼻。林提出「四個第一」的口號：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這一段時間以來，毛對於林彪的不斷「神化」自己，絲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種場合，表彰林彪。毛說：「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沒有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
毛並令全國學校、工廠、公社、學習解放軍。毛說：「解放軍好是政治思想好。國家工業各部門現在有人提議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還說：「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
自此以後，在全國範圍內，所有的機關、團體和學校無不設立了政治部，都在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說穿了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一步步加深對毛的「個人崇拜」，將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地位上去。
凡是不同意林彪這種「造神運動」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評。毛是先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個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時候，保健局給劉少奇檢查身體，發現有肺結核病。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讓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劉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麼意見，再寫正式病情報告。
毛並沒有表現吃驚，說話時，他的眼光露出了懷疑和一絲幸災樂禍的神色。
毛說：「有病嘛，就休息，由醫生治療就完了。何必大驚小怪。這事不幹你的事，你用不著攪進去，由他們去搞。」
但劉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採取攻勢。毛雖然無力正面痛擊他的敵手，但他可以使劉過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與高級領導的保健工作相關的批示，命中央衛生部撤銷保健局，高級幹部不准有專任醫生，取消保健工作。至於專為高幹設立的北京醫院，毛說：「北京醫院可以改名老爺醫院。」
毛以前就曾批評過保健局和北京醫院。毛提到其他高級幹部的生活方式時說：「這些老爺，平日養尊處優，有人給保健，有了點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這個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長史書翰手裡。史接到這份批件後，驚得目瞪口呆。高級幹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損害到每個高級幹部的切身利益，其中當然包括劉少奇等人在內。但沒有人敢違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讓其他領導人去一般公共醫院看病。衛生部必須為高級幹部的保健問題另尋對策。
保健局和衛生部黨組連續開會，煞費躊躇，終於有了定案。撤銷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辦公室，將史書翰、黃樹則提升為衛生部副部長，仍然主管保健。將原來的醫生和護士們合到北京醫院。結果是人員和機構搬動了地方，各項保健工作照行不誤。北京醫院改變辦法，不只給高級幹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開放，老百姓可以同樣看門診和住院。
但是這樣一來，又涉及到高級幹部的保衛安全問題。討論來討論去，最後決定只給周圍的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工廠人員看病，同時要求這些單位，對他們介紹來看病的人，保證審查沒有問題，不是「壞人」。
毛倒是絲毫沒有受到撤銷保健局的影響。我被任命為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常委副秘書長。我上午到醫學科學委員會上班，中午以後到一組辦公。那時我跟別人一樣，覺得身為主席的毛應該有特權擁有自己的保健醫生。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恍悟其間的極不公平。
但北京醫院的名字成了大問題，毛批的，改成老爺醫院，不能這樣改，這不像個名字。衛生部長錢信忠、史書翰都要我想辦法再同毛說說，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見毛，告訴他衛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變。我將撤銷保健局的細節報告完後說：「北京醫院的名字不好辦，改成老爺醫院太難聽。而且這個醫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國人建立的，從那個時候就叫北京醫院。」
毛笑嘻嘻地說：「仍然叫北京醫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雖然沒有受到保健局改組的影響，江青則因為身體「不好」，仍然要有護士伺候她。我繼續做毛的私人醫生。雖然現在我早上都到醫學科學委員會上班，那裡的工作仍和毛脫不了干係。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氣管炎，此後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療或預防這兩種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個人生活上最大的改變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們原來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塢，現在既然取消了保健辦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內住下去了。
我們搬到離紫禁城不遠，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兒有不少房間空了出來。我們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總共有四間房間。我們小院子的南牆下，是一個花壇。裡面種了一排玉簪花。我們剛搬去後，在門前的小院裡種下了一枚棗核，沒有想到，它竟然萌發出來，抽條長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場、王府井大街和東安市場，買東西非常方便。但特別有好處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經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上學，從這裡騎車子到學校往返很近。這裡有車可送我往返中南海。這時正巧波蘭駐北京大使館內部整修，出售一些傢俱。我同嫻挑買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這裡安了我們的家。
我很高興能離開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內，因為警衛工作的限定，親戚、朋友都不能到我們家裡來。現在坐在我們新家的窗前，面對著花團錦簇的小院子，我幾乎可以忘記失去琉璃廠老家的傷感。毛與一組的世界恍若離我十分遙遠。我非常喜愛這個新家。
後來有一次，半夜三點多鐘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對我說：「沒有想到，整到我自己頭上了，找你這個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組我的辦公室內放了床，有時我就住在那裡。
毛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關係持續惡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鄧小平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和總結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毛在會議期間覺得身體不適，鄧便勸毛可以不參加會議。但毛仍抱病參加會議，併發表一篇談話，其中強調農村問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劉少奇打斷毛的話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和黨外矛盾的交叉，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第二天毛帶了憲法和黨章去開會。毛說：「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的權利。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可是，一個人（指鄧小平）不讓我開會，一個人（指劉少奇）不讓我講話。」本來首長開會互相插話，是常有的事，但這次不同，問題嚴重起來。周恩來、彭真等人都勸劉少奇向主席承認錯誤。劉作了檢討。黨的分裂已經很明顯了。
一九六五年春節後，毛又離京外出。兩位女機要員同行，加上王季範老先生的孫女王海蓉。張玉鳳仍然是毛的那節車廂的列車員。到了武漢，住到梅園。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來找我。她氣呼呼地說：「你們怎麼能讓張玉鳳這樣的人在這裡工作。這個人簡直是無賴潑婦。她對主席太沒有禮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說，張玉鳳簡直要騎在他的頭上拉屎。主席氣得不行。這麼大年紀了，怎麼能受張玉鳳的氣？你們不管的話，我要向中央寫報告。」
我說：「不要急，有話慢慢說。」
王說：「什麼慢慢說，我不能看著主席受這種壞蛋的欺侮。」
說著，王又去找汪東興。
正在吵吵嚷嚷中，衛士小張來了。他說主席發脾氣了，說張玉鳳不像話，讓大家給她開個會，批評她。
汪東興對我說：「總是搞一些爛髒事，這樣的會怎麼開法？」
但是，毛既然發了話，不開不行。可是無法開得好。因為在這種情況，很難說什麼是非曲直的。
這個會在毛的飯廳裡開上了。汪開始講了幾句，說有事就走了。於是由我主持會。
王海蓉首先講，張玉鳳太不禮貌，不尊重毛，甚至罵毛。
這時張玉鳳說，他同我吵架，罵我，還罵我的娘，我才罵他的。
張玉鳳接著還要講下去。我想，這個會越開越不好聽。只好將會停下來。王海蓉還不干，說沒有分清是非。不能停會。
我只好去找汪東興，讓汪同王海蓉談談，把事情掩飾過去。
我又讓護士長與張玉鳳談談，讓張自己到毛那裡承認錯誤。
結果是，王海蓉說我們不敢堅持正義，看著毛受氣不管。一氣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張玉鳳又不服氣，是毛先罵她，為什麼要她檢討，一氣之下，回到專列火車去了。
一下子頓時清靜下來。可是毛感冒了，發燒，咳嗽，急性支氣管炎發作。經過治療以後，退了燒，咳嗽也好多了，卻又發生了音帶炎，開始聲音嘶啞，隨後發不出音來。
這不是大病，毛卻以為要永遠失音。他很急，要立即治好。我一再解釋，音帶正在發炎、水腫，不可能立刻緩解。我建議用物理治療，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煩，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繼續了。於是改用中藥治療，這倒是相當有效。兩天以後，能夠發聲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復正常。
感冒退燒後，毛堅持在招待所室內游泳池游泳。我一再勸說暫時不游泳，他不接受。等到聲音恢復後，他說，你們的這個療法、那個療法、西藥、中藥，統統不管用，還是我這個游泳療法有效力。
五一勞動節後，毛決定到江西井崗山去看看。乘火車先到長沙，停在黑石鋪，毛到蓉園招待所。張玉鳳仍在同毛賭氣，留在火車上。
從長沙到井崗山，分乘了幾輛汽車。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陪同。因為汪東興在江西任副省長四年，對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沒有派人陪。
中途經過湖南省茶陵縣時，天已經黑了。縣政府將整個辦公室騰空，臨時裝上床讓大家住。這次只帶了夠毛一個人住房的滅蚊噴劑。蚊子很多，床上支起麻布帳子，又點起艾繩。睡一夜下來，頭暈腦脹。
在井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兩層樓招待所。我住在另一邊的二樓。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陳列著當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擔。文化大革命後，這扁擔被說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見歷史可以隨時改寫。山上翠竹叢生，還有一家製造竹紙的紙廠。這種紙極薄而透明。我記得幼年時家中用這種紙糊窗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