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0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於朱勝文案審判中首次使用「灰色收入」一詞，但「灰色收入」真正走紅，可能還得「歸功」於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2010年，歷經多年的潛心追蹤研究，學者王小魯的新書《灰色收入與發展陷阱》「引爆」了一個公眾長期感受卻難以具體化的信息。
王小魯採取恩格爾係數法、分組比較法、模型分析法等分析法研究後認為，2005年全國灰色收入是2.66萬億元，是當年官方統計居民可支配收入規模11.06萬億元的24%；2008年是5.4萬億元，是當年官方統計居民可支配收入規模17.87萬億元的30%。
而且，灰色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正常收入增長速度。
不過，對於2008年5.4萬億元灰色收入的這個龐大數據，統計部門率先予以堅決地反駁。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兩度載文，從調查樣本、計算方法、「滾雪球法」、恩格爾係數法等多個角度，對王小魯的研究結論予以反駁。
對這幾篇反駁文章，王小魯除了從分析方法的「技術」角度逐一予以反駁外，還特別從資金流量表、購車、購房、出境旅遊等多方面予以有力反證。
如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13萬億元，而資金流量表數據卻顯示，住戶可支配收入總額為18.2萬億元，「缺口」高達5.2萬億元；同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只有1.57萬元，其中10%的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也只有4.36萬元。
以這樣的人均收入，是如何支撐當年2萬多億元商品住宅銷售的？同樣是在2008年，中國私人小汽車增加560萬輛，因私出國出境4013萬人次……這背後的巨大成本，又怎是陽光收入所能支撐的。
唯一能夠給出的解釋便是，社會上確實存在著龐大的灰色收入，而且這種灰色收入的存在，確確實實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
之所以要堅決地反對灰色收入,是因為這些收入分配沒有進入正常分配渠道。從國民收入分配角度看，必然導致形形色色的巨大收入落差。
從廉政建設角度看，必然加大社會反腐成本，消耗大量公共資源，因為灰色收入的主體不可能是那些無權無職無勢的平頭百姓。
記得中國媒體曾進行一項調查後發現，時下不少人結婚要傍大款，理財要傍巴菲特，辦事要傍有權力的人……
很多人一門心思地希望藉助「捷徑」實現個人目標，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6.9%的受訪者確認身邊普遍存在這類人被稱為的「傍傍族」。
還有媒體報導，說現在什麼都要找關係，從孩子上幼兒園，到住院看病，再到買房等，幾乎涵蓋了社會各個方面。真正的奧妙在於，表面上按照正常程序似乎也應當可以辦成，但對許多人而言，不找個熟人心裏不踏實。
中國有句老話，一熟三分巧。雖然制度程序明確了的事，但要紮紮實實地把事辦得稱心如意，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但很多時候只能憑藉個人的運氣，否則，媒體的典型宣傳也不會一再拿服務態度和職責意義下的堅持原則說事。
當「關係」橫行社會，當「傍傍族」這樣本不正常的現象居然成長為正常的生態時，實際上意味著，社會的許多資源正在向著關係的中心聚集。
而處於關係中心的，要麼是權力，要麼是緊俏資源的把關者。前者無疑是公權力，而後者往往意味著壟斷行業。只要關係橫行不受制約，特別是不受到嚴厲地懲戒，灰色收入就不可能自動銷聲匿跡。
就灰色收入存在的危害性，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曾撰文指出，灰色收入是中國分配機制的重要弊端，並列舉了灰色收入存在的三大嚴重後患：首先會導致收入差異的存在，其次為權力腐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則會成為各單位竟相逃稅的「半合法化機制」。
不過，對於王小魯的「灰色收入」削弱國民收入公平分配，拉大收入差距的觀點，堅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茅於軾並不表認同，並將灰色收入界定為「因貪污腐化，走私，販賣（人口），販毒，做假冒偽劣等手段得到的收入」。
同時認為導致國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經濟一體化過程中不可迴避的曲折，還有智力競爭等多種複雜的原因。
那麼什麼是灰色收入呢？王小魯對「灰色收入」作了兩條界定：一是現實生活中有些收入，由於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沒有明確界定，因此處在合法與非法的中間地帶。
二是某些懷疑為非法收入，在來源不明而不能認定其非法的情況下，也只能作為灰色收入來看待。並由此認為，灰色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圍繞權力產生的貪污、瀆職、尋租等腐敗。
很顯然，就灰色收入的定義，王小魯與茅於軾的認識雖有重合之處，但也有所區別，最主要的就是那些打擦邊球，似是而非的許多收入。到底誰的定義更趨合理，真正的標尺或在於，其定義能否更有利於隱性收入的顯性化，國民收入分配實現公平化。究竟誰是誰非，總有一種真相默默地存在於那裡。只要我們的經濟學家，本著應有的學術精神，掀開灰色收入的蓋頭，想必為期不會久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