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5日，楊松霖發表了一篇有關高考語文閱卷的文章：
今天，多家媒體披露，高考的語文閱卷老師每天要閱讀超過280篇作文，老師們每天都要靠眼藥水來潤眼。媒體高度一致地認為閱卷工作非常辛苦。確實沒錯，閱卷老師們很辛苦。不過，我們是否更應同情參加高考的年輕人——他們的前程是否正在被「草菅」著呢？想想看，假如一個閱卷老師按照法定的正常工作時間——每天8小時計算，那麼280篇作為分攤到8個小時裡，一個小時是35篇作文，一個小時60分鐘，一篇作文僅有1.71分鐘，即不到103秒。’
無論是有幸上大學的，還是與大學失之交臂的，都知道在中國的教育制度下，一個人的命運可能是「一考定終身」的。還記得1978年夏天我參加高考的情景，然而看了楊文，我不知道自己當年是怎麼考取大學的。
先父是抗戰前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唐文治的弟子，抗戰時曾任復旦大學文書主任，後任中央銀行文書主任，專為孔祥熙捉刀寫應酬文字，如賀幛、壽屏、輓聯等，有「輓聯專員」之稱。1949年父親被貶，到中學當語文教師，一直到1960年代初，陳望道提名調父親去參加編輯辭海，方離開中學。1950年代的中學語文教材政治氣氛極濃，收了許多革命作家的作品，如賀敬之的《回延安》和周立波（不是如今講上海清口的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革命文學作品。父親是個鑽故紙堆的舊文人，跟不上革命形勢，難免感到懷才不遇，學非所用。
即便如此，父親對教師的工作還是兢兢業業，天天熬夜為學生改作文，把眼睛熬得通紅，往往還吃力不討好，極少得到學生的好評。有一天，一個平時不喜歡上語文課的學生突然到辦公室，向父親鞠躬道歉，父親甚為詫異，何以也？問下來才知道，那個學生的家長詢問女兒的學習情況，女兒說最不喜歡語文課，因為老師太嚴格，一味吹毛求疵，專挑語病、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還要為每個錯別字罰學生寫十遍。家長遂叫女兒把作文本給他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作文本被父親的紅筆批改得密密麻麻。那位家長嘆道：「這麼負責的老師，到哪兒去找？你還說不好，真不知道你們的老師夜裡睡不睡覺。」家長批評了女兒之後，叫女兒一定要向父親道歉，於是便有了前面道歉的那一幕。
父親好為人師，有教無類。我在北京有一個遠房的表弟，當年是個頑童，不喜歡唸書。有一年父親到北京去，與表弟交上了朋友，並讓表弟給他寫信。表弟真的寫了一封信到上海，未幾便收到父親的回信，蠅頭小楷的毛筆字寫了有三四張紙，同時還將批改過的信附回，表弟看後佩服之至，從此，對學習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像那樣與父親忘年交的筆友，據我所知至少有好幾十個。
去年在北京見到那個表弟，他繪聲繪色地講了他的感想：「那時候我還小，光聽我爺爺說胡邦彥學問好，也不知道他是咱家哪門子親戚。要真是錯別字也就算了，有的字根本就沒錯，你爸說我筆劃的順序錯了。他用數字把筆劃順序編上號，一邊錯的，另一邊對的。這也就奇了怪了，你爸根本沒看見我寫字，他怎麼知道我先寫的哪一筆，後寫的哪一筆？嗨，你還別說，他猜的全都對，我還真就是那麼寫的，他愣是看我那一筆一劃運筆的方向給判斷出來的。」
我考大學前曾在長春拖拉機廠的子弟中學教過英文，大學畢業後又在雲南民族學院教過英文，後來到美國留學還當過助教，深知批改學生作業和考卷的責任重大。因為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而潛移默化，從來不敢掉以輕心。
反觀如今的高考語文閱卷，即使揮汗的老師們在八小時裡全神貫注，既不吃喝拉撒，也不休息，每篇作文平均還不到兩分鐘，實在是匪夷所思。難道現在的老師都是超人，個個都是一目十行不成？
語言是不斷發展的，現在的上海話裡有「掏漿糊」之說，百度百科定義為「意指某人打馬虎眼，敷衍別人。也可形容某人善於做並不能解決實際情況、濫竽充數的事情。」用「掏漿糊」來描繪現在閱卷的神速，真是量身定做，恰如其分。若是上綱上線，這種不負責任的現象便是「草菅人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