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諸多古樂器中，琴最具文明的代表性，也與人最有緣。相傳琴為伏羲用梧桐木所製，初為五弦。周文王因思念死去的兒子伯邑考，便添了一弦；周武王伐紂，為鼓舞士氣再添一弦，於是成了「文武七弦琴」。單從琴弦的變遷，我們就可感知先人對之的寄託。
皆說琴通靈性，是由於它本來就具人身鳳形，有頭、頸、肩、腰、尾、足。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與周天經緯、年歲天數吻合；寬六寸，好比上下四方「六合」。又琴面「上圓而斂，法天」，背板「下方而平，法地」。琴間有龍池、鳳沼二音槽，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合四氣。可見，琴的造型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彈奏者更可「以己之心會物之神，以達於天地之道」。
琴從降臨世間那一天起，就在人們心中佔有獨特的位置。隨著時間的轉移，更被譽作「六音之首」、「國樂之父」、「聖人之器」，以致「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書」。琴早成為文人的必修樂器，也是名士的重要標識。正因如此，孜孜以求琴藝便理所當然。據說孔子學琴於師襄，不久便掌握彈法，卻自認「未得其數」；再經練習，師襄覺得不錯，他又自認「未得其志」；再繼續苦練，師襄已深表讚賞，孔子仍反覆琢磨琴曲《文王操》，直至周文王的形象在樂聲躍出，方肯罷休。春秋晉國伯牙的經歷則更絕。他跟成連學琴三年，遲遲未能開悟，便被帶到東海蓬萊。只見波濤洶湧、群鳥悲啼，伯牙豁然開朗，感慨道：「先生移我情矣！」從此技藝大進，鼓琴不僅動人心襟，而且令六馬仰斜，真不愧為一代琴仙。
有人彈琴，自有人聽琴，尤其還讀懂「弦外之音」、「韻外之致」，因而結出無限的緣分。有一次，伯牙乘船至漢江渡口，遇風浪停泊於小山下，便趁閑彈起樂曲。時琴聲雄壯高亢，恰被樵夫鐘子期聽見，嘆了聲：「善哉，巍巍兮若高山。」伯牙很是驚詫，不一會兒琴聲轉為清新流暢，鐘子期又說：「善哉，洋洋兮若流水。」伯牙欣喜異常，因為鐘子期所言皆他心中所思，兩人便成了至交。可嘆的是，鐘子期不久死了，伯牙悲痛之下摔碎瑤琴。不為別的，只緣世上再無人懂他的弦音。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千載一遇，其知音乎！」
琴結知己緣，也結情人緣。蘇東坡有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話說西漢司馬相如到卓王孫家作客，酒興正濃時，眾人請他彈琴。司馬相如早聞主人之女文君才貌出眾，且精通琴藝，便特意選了一曲《鳳求凰》。文君知琴意，不由面紅耳赤、心馳神往，又傾心極富才情的司馬相如，竟連夜私奔、喜結連理。若說伯牙、鐘子期是彈者無心、聽者無意，司馬相如、卓文君則彈者有心、聽者有意。當一邊琴聲滔滔，另一邊情意綿綿，怎不勾起古今人們的無限思量？
琴之緣，更講求一種會心緣。琴樂重品格，無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強調「美而不艷、哀而不傷，質而能文、辨而不詐，溫潤調暢、清迥幽奇，忝韻曲折、立聲作秀」，所以琴非人人可彈。三國時期，袁孝尼曾求教嵇康《廣陵散》，後者經考察，覺得他不配學。在曠達豪放、輕時傲世的嵇康看來，琴韻須與人格相稱。袁孝尼後偷學三十三拍，嵇康發現後餘下八拍。古人注重琴德，佳曲若被雞鳴狗盜之徒、販夫走卒之輩所彈，實是暴殄天物。不僅如此，琴也非人人可聽。「琴」字從「今」，講求當面演奏，彈者心無雜念，聽者正襟危坐，所謂「坐必正，視必端，聽必專，意必敬，氣必肅」。因此，聽琴也需要修養，且忌低俗小人偷聽，以免擾亂心神、折斷琴弦。可見，並非人人能結琴緣，惟心氣契合者撫之賞之，才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與俗樂的繁聲有別，琴聲典雅、含蓄，傳遞著靜態之美，因而特別注重外在環境與內在心境的配合。一般來說，琴最適宜夜闌人靜時彈奏，更要緊的是，撫琴務必心靜。東漢蔡邕被鄰居邀去飲酒，聽到屏風後傳來琴聲，大驚道：「此番請我，卻有殺心，是何原因？」於是急忙回返，主人連緊登山再邀，蔡邕如實以告。原來是彈奏者見一螳螂正爬向鳴蟬，蟬兒將離開卻沒有飛起，螳螂隨它一進一退。他心系螳蟬，竟不知覺地在琴聲融入殺心。所以彈琴不能心猿意馬，而需凝神定氣。與琴有緣者，多是恬淡清逸人。「惟涵養之士，淡泊寧靜，心無塵翳，指有餘閑，與論希聲之理，悠然可得矣。」只有如此，琴聲才無雜質，更能觸動人心。
與人一樣，每一張琴也有個性和生命。齊桓公「號鐘」、楚莊王「繞樑」、司馬相如「綠綺」、蔡邕「焦尾」被喻為四大名琴。其中，「號鐘」壯美，如洪鐘激盪、號角長鳴；「繞樑」柔美，如少女溫婉、餘音裊裊；「綠綺」純美，如白璧無暇、情深意長；「焦尾」淒美，如孤竹染霜、憂鬱淒切。像歷經滄桑的人們，幾張琴與各自主人頗有淵源。單說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時，曾聞隔壁灶膛傳出一陣清脆的爆裂聲，知是一段非凡的梧桐木，便趕忙搶出，並製成七弦琴。因琴尾留有被火燒焦之痕，故名「焦尾」。此琴以製法獨特、音色絕倫而聞名四海，蔡邕遭殺害後，便被存至皇家內庫。300多年後，齊明帝還曾讓琴師彈奏。其實即使是普通之琴，音色、木質再尋常，也都有自己的遭遇和記憶。不管主人貧富貴賤，與每張琴都有長長短短的獨特緣分。
人琴之緣，從本質上講，早已不止於音樂曲調，更上升至中華士人的精神高度。「琴之為器，貫眾樂之長，統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關人心之邪正。」琴可以修身明德、養生啟智，甚至移人性情。事實上，琴兼容了儒道的思想精髓，既中正和平，體現儒家中庸之道；又清微淡遠，反映道家虛靜之心。古人與琴，也超越了人與器的一般關係。在文人雅士眼中，琴作為聲心傾訴的承載，也化成高潔人格的象徵，最可傳遞「窮者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當得意進取時，琴藉以淡泊明志；當失意退隱時，琴助以返樸歸真。如蘇東坡的好詞：「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人生盡顯達觀快意。而到了這樣的層面，彈琴、聽琴抑或不彈琴、不聽琴，都只是一種形式。「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在文房擺了張無弦琴，人問：「無弦之琴，有何用處？」答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可以說，琴是琴，又已非琴，琴意早在弦之外；琴非人，都化作人，琴緣本在人心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