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萬年前的一天，一群身披獸皮的人，手持簡陋的石器和原始的狩獵工具，來到了一個叫水洞溝的地方，他們狩獵、墾荒，點燃了水洞溝的文明之火。
四萬年後的今天，水洞溝這個名字，寧夏人並不陌生，國內也有不少人知道。但是真正瞭解水洞溝的人並不多。水洞溝是我國發現年代最早、出土文物也最豐富的三大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發現、發掘水洞溝的時間，也早於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獲中國科技獎最高獎的劉東生，在實地考察了水洞溝之後稱，水洞溝考古「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文藝復興。」
自1923年首次發掘以來，水洞溝已經迎接過五次正規的考古發掘了，但迄今為止，也只是揭開了冰山一角。
寧夏著名考古專家、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鐘侃曾參加水洞溝第三次考古發掘，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惠民研究員參加了第五次考古發掘。不久前，兩位專家向記者介紹了水洞溝發掘的情況。
五次發掘：八十多年的考古之旅
水洞溝遺址位於黃河上游、寧夏靈武市境內，地處鄂爾多斯臺地西南邊緣，距銀川尚不到20公里。水洞溝有一處20米高的斷崖，斷崖之下便是一條幾十公里長的溪流，溪水長年不斷，裡面長滿了蘆葦、蒿草。
早在三四萬年前，就有人類在此定居了。水洞溝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水洞溝跨越了新、舊石器時代兩個時期，可以分為5個文化層。最上面的文化層屬新石器時代，距今約有5900年左右。最下面的文化層屬舊石器時代，距今約4萬至1.5萬年，屬舊石器時代晚期，和北京猿人文化、許家窯文化屬同一系統，是細石器文化的源頭之一，在史前考古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水洞溝遺址，是法國地質學家德日進和博物學家桑志華在1923年偶然發現並開始首次發掘的。那次發掘，有關人員是以重量來統計出土石器的，總量約有700公斤。1959年，中蘇專家聯合進行更大規模的發掘。發掘時間雖然不足一個月，竟發現2000多件石器。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親自主持了一次大規模發掘，著名考古專家賈蘭坡也到過水洞溝。這次，考古專家在水洞溝發現了兩個不同的文化層，不僅發掘出土了8000多件石器，而且發現了動物化石。1980年，寧夏博物館又進行第四次發掘，這幾次發掘，共出土尖狀器、刮削器、彫刻器、砍砸器等石器1萬件以上，發現野驢、野馬、犀牛、轉角羊、鬣狗、獐、狍等動物化石十餘種，發現孢粉30多種。
2003年以來，也就是在距第一次考古發掘80年之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又進行第五次大規模，也是歷時最長、收穫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這次發掘一直延續到2010年。
五個文化層：多重學術價值
第五次發掘的一個重要收穫是，在水洞溝發現了5個文化層：第一層出土了石製品和動物碎骨。第二層發現了火塘、灰燼、燒烤麵和先民生活的痕跡，伴有石製品、裝飾品和動物化石出土。這個文化層內容相當豐富，因而學術意義最重要。在這裡，有好幾處的泥土被燒成了紅色，說明人類在此生活過很長時間。第三、第四、第五文化層中，也均有石製品出土。五個文化層的發現，彌補了前幾次發掘文化層劃分不很明確的缺憾。
這次考古發掘，出土的石器有數萬件之多，包括石核、石片、石葉、刮削器、尖狀器、端刮器等多種。有些製作相當精美，在舊石器時代考古中十分罕見，其中有些具有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的一般特徵。
考古專家依據最新的考古發掘，將水洞溝文化劃分為三個階段：晚更新世早段，距今3.1—2.5萬年，文化內涵豐富、文化層較厚、出土文物多，其文化面貌具有典型的歐洲莫斯特文化和早期奧瑞那文化特徵；晚更新世末段，以細石器為主流、並與錘擊石片技術並存，說明當時磨製石器、琢打工具、骨器、間接用火等新興技術已經產生和普及，人類的行為能力至此已有革命性的提升；早全新世階段，距今0.87—0.59萬年，這時，細石器已經很普及。而出土器物相對較少的狀況，可能緣自居民數量的減少。
考古人員還測得了距今4.6萬年以前的地層，並於地層中發現少量石製品，為尋找水洞溝早期文化提供了線索。
昔日水洞溝：古人類如何生活
今日的水洞溝，屬於半乾旱半荒漠區。但在五六千年至三四萬年前，水洞溝附近不僅有豐沛的湖水，而且有茂盛的青草、灌木，還有數量較多的野生動物。鐘侃向記者描述了當時人類生活的圖景：當時，生產力低下，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只能依靠自然，因此，哪裡條件好他們就到哪裡去，環境變了，難以生存了，他們就離開了。過一段時間，條件改善了，就又有人來了，就這樣斷斷續續延續了兩三萬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到了明代，水洞溝附近又開始修筑長城，屯兵駐守。
早期的水洞溝人，是以捕獵、採集為主要生活來源。由於資源有限，水洞溝人群的規模不可能很大。據鐘侃所說，多的時候可能有幾十人，但不會超過百人，少的時候可能只有十幾個人。即使到了後期，水洞溝人也不會很多，水洞溝遺址的灰燼不很厚、也不夠密集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幾個文化層的發現，則反映了當地氣候條件的多次變化。
王惠民介紹，在第五次發掘中，考古專家首次論證並確認了水洞溝人間接用火、掌握「石烹法」的證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先民對資源環境的高度認知、利用能力和因地制宜、機動靈活的生存方略，已從遷徙游動的狩獵、採集經濟逐步轉向定居生活的農業經濟。水洞溝人燒石烹煮食物、進而改善水質的創舉，在文明的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水洞溝人用火模式的轉變，對整個舊石器時代人類用火的研究都有重要啟示。
鐘侃向記者透露，他們曾在水洞溝遺址的上部發現過新石器時期的十幾片陶片，雖然過於殘碎很難辨清器形，但可以看清的是，它們是夾砂陶，很可能是一種炊具。
水洞溝人的來歷：是土著居民，還是來自西方？
水洞溝出土的石器是如何加工的？具有哪些技術特點？
在歐洲，舊石器加工最為人知的是莫斯特技術和奧瑞那技術。令人驚奇的是，遠隔千山萬水的水洞溝的有些石器也應用了這些技術。有學者因此將水洞溝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代名詞，認為水洞溝人來自西方。
海外有學者根據水洞溝出土石器的特點，將它與歐洲出土的石器進行對比，發現兩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進而認為水洞溝文化源自西方。而國內有學者認為，水洞溝文化應是本土文化。也有學者認為水洞溝文化具有西方文化特徵。水洞溝人到底是西方來客，還是當地「土著居民」？至今難下定論。
在水洞溝，不但發現了具有典型歐洲莫斯特文化、早期奧瑞那文化特徵的石器，也出土了具有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特徵的石器，有的還具有典型的細石器文化特徵，磨製石器、琢打石器、磨製骨器和間接用火等新興技術，在水洞溝不僅已經產生，而且開始普及了。
在第五次發掘過程中，專業人員在深入研究了水洞溝石器的「西方技術」的同時，又發現並研究了它們多樣性的特點。研究發現：在水洞溝，不同時段有不同的文化主流，主流文化與其他文化模式常常共存。在不同階段，不同的主流文化此消彼長，而起決定作用的是生存環境的變化、人類行為能力的提高和技術形態的創新。
鐘侃告訴記者，雖然經過多次發掘，考古工作者只在很多年前發現過一塊距今2萬年左右的人類頂骨，且已相當殘破了。雖然如此，考古專家依據現有材料還是可以推斷當時人類的生活狀況。鐘侃介紹，由於當時生存條件差、生活艱苦，人們的壽命都不長，在14歲以下的約佔30%至40%，能活到50歲以上的，可能連10%都不到。水洞溝人究竟長得什麼樣？水洞溝人來自何方？水洞溝人去了哪裡？這些都還是未解之謎，或許下次發掘會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