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副刊主編徐懷謙自殺辭世的消息令雜文界軒然。
眾所周知，現在雜文家的日子不好過，甚至所謂「雜文界」快成子虛烏有。但再不好過，也不至於餓死，尤其體制內的雜文家，理應衣食無憂。故此，身患抑鬱症的徐懷謙，重在精神痛苦。
在一個發幾篇速朽時評、講幾句「少年狠話」，就可以冠以「雜文家」之譽的時代，雜文家的門檻不比藝術家的門檻高多少。做一個混世高產的雜文手容易，但是做一個無愧後世的雜文家，就遠不是那回事。
本人也是雜文資深愛好者。雖然十年前就有報章在本人名前冠以「雜文家」名頭，但我沒有沾沾自喜而是深深羞愧，因為其時我在一邊領著報社的工資，一邊奉命做著一些選題。
雜文家最寶貴的東西是自由與獨立。我那時沒有。
三年前，我離開體制，開始組建傳媒公司，做獨立傳媒人。雖然期間步步艱辛，但大鳥出籠的感受，無以倫比。是鴻鵠還是燕雀，只能出籠辨。籠中之物，沒有自由快樂、不可一世的本錢。
體制內找不到雜文家的生樂園。體制內產生不了雜文大家，也產生不了創作的快感。體制內的雜文家，往往是與權力無緣的官場邊緣人。
無論什麼國家什麼時代，體制內的雜文家、批評家，其生存狀態難脫「籠中對」，靠官家豢養，奉命作文是本職，每篇文章的產權80%不屬於自己，自由之身不在，自由思想何存？
魯迅和李敖都是在游離體制期間才寫出不朽雜文，而龍應臺的《野火集》亦寫就在任臺灣文化部長前，可見，即便在相對自由之地之時，只要進了體制，也難以誕生獨立自由不朽之作，何況鐵板一塊的黨報副刊？
想當年吳晗鄧拓廖沫之三家村，行文一切為黨修修邊幅，但還是未能在文化浩劫中倖免於難。今日再看他們當年被指「罪大惡極」的作品，其實很難稱得上是什麼「大作」，遑論傳世。
當前中國雜文作者，主要是三類人群；一是進不了體制的「流浪貓」；二是被體制收編的衣食無憂精神痛苦「家貓」；三是主動跳出體制的「山貓」。 我以為雜文的希望在一三類人群，而第二類人雖然時常被第一類人群艷羨，但卻是最無希望扛鼎的雜文擁躉。
獨立經濟地位是傳統知識份子的死結，豢養下的自由之聲充其量是鳥籠裡飛翔。對於徐懷謙這樣的純文人來說，「離開體制則舉家食粥」的痛苦，甚至比「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更嚴重，更無解。
不過，我對懷謙之殤仍深深抱憾體制內的好人，既然死都不怕，為何不壯懷激烈？把埋在心裏的話告白天下？即便不能雄雞一唱天下白，至少也能令更多的國人感知疼痛、打個驚醒的冷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