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號召各方支持學生抗議。文章說，「香港選民本月九日就要投票選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了。這是我們雖不完整卻仍享有的政治權利，這權利的行使，將影響到能否保障絕食學生‘只想做一個人’的卑微意願，實際上不僅是學生，不僅是下一代，是每一個香港人面臨梁共集團加速赤化下都有的做不成一個人的危機。」「要求泛民主派團結一致很難，但在絕食學生的感召下，‘放下黨爭’去面對大敵、面對選舉形勢應不算苛求吧。‘放下黨爭’不僅指政黨，更重要是指有政黨傾向的選民。如果你想繼續做一個人，一個公民社會的‘真人’而不是國民社會的假人，你今天必須要想到絕食學生和他們的意向。」
四川異議人士陳雲飛在微博上說，「從即時起本人絕食24小時，表示聲援。」另一維權人士胡佳說：「哪一天我們作為父母，也站在教育部門前要求取消那些精神上的毒奶粉。」
對於這一反對運動，中共及香港官員一再回應說，西方各國也搞國民教育。《壹週刊》刊發知名文化人陶傑的文章《西方沒有這套》，文章說，「只要上網打進‘National Education’一詞就知道所謂‘世界各國’--指的當然是中國人家長無限嚮往把子女送放出洋的西方文明國家--是沒有一個國家有此學科的：英美、日本、荷蘭、德國、法國……更何況叫本國的子女熱愛某一領袖，還要考核他們的‘情感指數’。對于思考粗疏、差不多先生的家長，只要拋浪頭，就可以含混過關。西方文明國家有公民教育，有完整的歷史和人文教育，並沒有特區政府這種‘國民教育'。」
作為國民教育的一個例子，近日中國民眾的反日抗議引發的輿論還在延續。俄克拉何馬州立大學國際與地區問題研究教授及美中問題研究所所長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為什麼中國憎恨日美》指出，「中國民眾的憤怒是發自內心的，它的根源來自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觀念。中國共產黨利用教育和宣傳體系對其公民集體灌輸了對歷史的某種特定理解。從20世紀90年代起，新出現的'受害者的歷史敘述'強調中國人蒙受的苦難，取代了毛澤東時代勝利者的豪情。」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和副總統候選人大熱門保羅•D•瑞安(Paul D. Ryan)在演講中指責歐巴馬政府對待中國態度軟弱，格里斯教授表示擔心，「適逢民族主義讓中國大眾走上街頭之際，共產黨也即將進行領導人的換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大部分來自於自身的民族主義威望，因此，在新領導人換屆完畢之前，沒有哪個共產黨領導人會去制止民族主義者。」
被視為洗腦教育的另外一個例子是，不久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將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稱之為「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認為它比西方的「個人總統制」優越，因其「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並讚揚九人常委會是「中國成功之道」。香港《爭鳴》雜誌發表楊光的文章予以反駁。
楊光說，「集體總統制」是好是壞，我們姑且不論，讓我們先來回答：政治局常委會真的可以稱之為「集體總統制」嗎？答案是：不能。「其一，如果中共九個常委領導黨政軍八大機構，實際掌控最高國家權力，並將這種僭權體制上升為正式的理論和制度，那麼，大言煌煌的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豈非欺世謊言？其二，其他國家的總統均依憲法規定產生，其或為民選，或由議會間接選舉，而中國的政治局常委只由一小撮中共要人於中南海和北戴河的政治黑箱之中‘醞釀’產生。世上豈有如此來歷不明的‘總統’？其三，其他國家的總統無論權大權小，其權力必預先載明於憲章，亦必有立法、司法等平級的獨立機關與之相互牽制；而中國的‘集體總統’只要他們自己樂意，便可以自吹自拍，自封自賞，以至竟敢擅自代表‘黨、國家和軍隊等八大領導機構’，這無異於‘常委即國家’、‘一切權力歸常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