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體看中國:哄死人不償命

發表:2012-09-06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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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族主義言論還可以自由、公開地表達的時代(也就是大約1個世紀之前),「難以捉摸的中國人」(the inscrutable Chinaman)是西方種族主義者對中國人的一種蔑稱。這種蔑稱源於西方的種族主義者認為,中國人常常是面無表情,讓人難以猜度其喜怒哀樂,簡直跟畜牲差不多。

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進步,文明的進步,「難以捉摸的中國人」這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的說法由陳詞濫調變成了臭不可聞的臭垃圾,見不得人,提不上台面,更難以登入大雅之堂。

*新的陳詞濫調*

然而,舊的陳詞濫調變成了見不得人的臭垃圾,並不妨礙新的陳詞濫調繼續出現。

有關當今中國人或中國的一個新流行的陳詞濫調可以說是「複雜的中國」。這種新的陳詞濫調堪與「難以捉摸的中國人」這種昨日的陳詞濫調相互發明,相互媲美(醜)。

中國執政黨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可謂「複雜的中國」這種新陳詞濫調的官方推銷機構。《環球時報》以報導「複雜的中國」為己任,為驕傲。

但是,就像當年的西方種族主義者不能給「難以捉摸的中國人」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一樣,《環球時報》以及中共宣傳機關也從來沒有能解釋,「複雜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意思?其他國家是否比中國簡單?既然其他國家一點也不比中國更簡單或更複雜,「複雜的中國」這種說法究竟有什麼實質意義?用「複雜的中國」的葫蘆到底要賣什麼藥?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順便說一句大概是並非題外的題外話。美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曾經說,一塊郵票大的地方(彈丸之地)就包含著無窮無盡的驚心動魄的人間戲劇,讓他一輩子拚命寫也寫不完。

一塊彈丸之地尚且可以如此複雜,說中國複雜顯然等於說廢話,說昏話。

*上當者:西方人?中國人?*

陳詞濫調歸陳詞濫調,但陳詞濫調中所包含的真實還是不容否認的:中國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國家,就跟所有的國家都複雜、各有各的複雜一樣。

說起中國的複雜性,當今中國的獨特複雜性顯然是中國是一個執政黨控制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國家。這種信息控制,使許多人擔心在中國的外國人會更容易上中國當局的當,受中國官員的騙。

美國加州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裴敏欣日前在知名學者聚集的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文章,以他慣有的清晰流暢、又富有不動聲色的幽默英語,描述了這種擔心。裴敏欣的描述,實際上也是勾勒出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幅素描圖,寫出了一出中外互動的小戲劇:

「關於當今中國,一個最明顯又最少人談論的怪現象是,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隨著觀察者不同而呈現天壤之別。在中國公眾看來,中國政府官員大都腐敗無能,只是一心一意謀取肥缺。但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們則總是認為,中國官員聰明能幹,行事果斷,瞭解情況,高瞻遠矚。在倒臺的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遭到清洗之前,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們也是用這樣一些詞來形容他。

「這兩種觀點是不可能調和到一起的。要麼是中國公眾難以取悅,要麼是西方公司主管錯得一塌糊塗。但是,鑒於中國人生活在中國,評價中國官員及其行為的資格要比西方公司主管好得多,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的看法幾乎肯定是對的。這就意味著那些在中國生活了相當長的時間、自認為是經驗老道的‘中國通’的西方人需要反躬自省,問一問自己到底為什麼會錯得如此一塌糊塗。」

*上當受騙,錯得一塌糊塗*

說起在中國上中國政府的當,受中共及其政府官員的騙,錯得一塌糊塗的外國人,世界媒體可以很驕傲或很羞愧地舉出自己的一個同行作典型的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美國已故的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話說在1959年到1962年,中國了發生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人造大飢荒,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餓死。由於中共政府至今對那場人造大飢荒閃爍其詞,並且堅持謊稱那是「三年自然災害」,或籠而統之含糊其辭美其名曰「三年困難」時期。中共政府至今對它強行製造的那場人造大飢荒導致的死亡數字保密。於是,研究者只能根據各種零碎的資料,大致估計死亡人數在1500萬到6000萬之間。

1961年,就在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人造大飢荒在中國造成餓殍遍野之際,埃德加·斯諾得到中共當局的特許,到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訪問。在訪問期間,他走訪了中國大江南北許多地方,見到了許多中國高層、中層、低層官員,以及許多所謂的普通中國人。他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一派鶯歌燕舞的和諧景象,他沒有遇到過一個死人或家裡有人餓死的人。

*哄死人不償命*

斯諾1961年訪問中國之後出版了一本800多頁的厚書,題目是《河對岸:當今紅色中國》。

這書的題目就非常有趣,裡面的內容更是有趣。半個世紀過去之後讀來,這本書足以讓普通的中國人,讓試圖瞭解真實的中國的外國人、世界媒體記者感到驚心動魄、唏噓感嘆,悲極而笑,欲哭無淚。

例如,斯諾下面這一段描寫他在內蒙古一個村莊見聞的文字:

「一個健壯的年輕男子穿著蒙古靴子從村裡走上前來,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

「‘你們這裡吃什麼?’我問。

「‘白面和蔬菜。’

「‘你的糧食定量是多少?’

「‘不夠。’

「‘怎麼會不夠?’

「‘才53斤。

「我們在場的人都笑了。他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53斤的定量幾乎是一個月60磅,比北京普通人的糧食定量高了一倍。顯然他不應抱怨。我沒有繼續追問這個問題。但過後我想到,我們沒有瞭解他的全部情況。他所在的地方主食是肉食。假如他吃不上羊肉,不管多少白麵粉都無濟於事。」

50年過後,當今讀者,尤其是中國的讀者重讀斯諾的書,可以立即想到,斯諾遇到的那個健壯的年輕人幾乎可以肯定是中國官方特工,他說的話是典型的哄死人不償命的話。在當時的中國,北京的供應是全國最好的,地方的供應不可能比北京還好,更不可能比北京好了一倍;假如那個人一個月可以吃上53斤白面,他一個人就足以讓10個人免於餓死(因為一個月5斤白面,攙上野菜,草根,樹皮,大致可以讓一個人不至於餓死)。

斯諾的這一段描寫也富有驚心動魄的戲劇性,可說是比中國史書上所說的晉惠帝責難餓死的民眾「為何不食肉糜」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當今中國的外國人*

重讀斯諾的書,今日讀者難免要納悶,像斯諾這樣的外國人在當年的中國,究竟是被騙了,還是夥同中共政府一起欺騙世人?究竟他是受騙還是行騙?究竟是中共當局騙人的技術太高,太強?還是斯諾這個專門報導中國新聞的記者水平太低,太劣?

斯諾如今已經長眠於地下,人們無法再向他本人探尋個究竟了。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他當年在中國任教的燕京大學校園、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校園的未名湖畔。

顯然,作為一個中國問題觀察家、記者,斯諾當年無論是受騙還是行騙,都不是一種好名聲。受騙或行騙這種惡名顯然讓今天在中國的外國人感到很不舒服,很窩囊。這種外國人包括艾布姆斯。

艾布姆斯是1999年來長期居住在中國的美國律師,並在過去三年裡在中國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外國直接投資和知識產權等課程。

在美國加州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裴敏欣發表有關在中國的外國公司主管大有可能被中國當局矇騙的文章之後,艾布姆斯受不了這份窩囊,隨即在美國網路雜誌「工商界內線人」發表反駁文章,標題是「我不能讓裴敏欣低估我的冷眼通透」。

艾布姆斯文章標題的明顯的言外之意是:我做為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根本就不像裴敏欣說的那麼傻,我對中國的濫事、濫政府、濫官員看得透透的!

文章以跟裴敏欣旗鼓相當的戲劇性語言講述了在中國的外國人不可能那麼容易傻乎乎地被中國當局矇騙。文章說:

「裴敏欣可能遇到的是一些傻乎乎的商人,他們在中國跟中國的制度打交道,感覺良好。這是很可能的。假如你的生活就是圍繞著你的工作轉,這種良好的經驗感覺會擴散到你對整個中國的總體感覺。裴敏欣也可能是跟在中國的一些跨國公司的主管經理交談過,而這些人因為害怕受到報復,不敢對中國的情況實話實說。

「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在中國遇到的外國人是一群最玩世不恭的人。即使跟普通的中國民眾相比也是如此,這很說明問題。把我們跟短期在中國工作的傻乎乎的外國商人相提並論,既不公平,也不準確。」

「複雜的中國」雖是陳詞濫調,但中國無疑很複雜。

来源: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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