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濤：欲為帝王師的遭遇
（劉少奇子）的智囊，妄想做造王者。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五人，出示「非法出版物嫌疑」的搜查證
，從國家稅務總局的中國稅務雜誌社辦公室抄走所存的《香港傳真》資料，包括存檔的和尚未付印的校對稿。並且要求創辦人之一和主要執筆人王小強等到總部一一○辦公室接受約談。六月二十九日的處理，指中國稅務雜誌社’郵寄未經審批的出版物，罰款四萬元。
雜誌主辦人張木生、王小強
《香港傳真》這個出版物在香港出版，有中共左派背景，並長期獲得中共體制支持，包括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中宣部長劉雲山，是一份就香港問題專為中共當局出謀獻策，以中共高層為讀者的不定期「內部材料」。主辦人為劉源上將的智囊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張木生和該雜誌研究員王小強。這次被查抄，一般相信涉及中共黨內派系鬥爭。
張木生認為是該刊一篇談西路軍的文章點了北京日報的名，北京市副市長、宣傳部長魯煒，就派人來查封。但也有分析指內情不簡單，北京副市長未必夠膽去動有劉源背景的這份雜誌。他們說，張木生及其這份刊物介入了中共黨內派系權力鬥爭而招到查抄，與最近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可能也有關係。據消息人士說，張木生捧劉源，支持薄熙來，指責胡溫當局無血性不作為，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得罪了胡錦濤和溫家寶。據說，胡錦濤曾問身邊的人，張木生是不是在說我？
為中共治港出謀劃策
《香港傳真》創辦已經十四年，只印刷六百份，不出街銷售，每期以定向投遞的方式，寄給中國大陸五百名左右部級幹部，包括七名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高層官員，以及一些各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電子雜誌《陽光時務》指《香港傳真》在政治光譜上屬左傾，被視作「中左智囊刊物」，不少作者有「紅二代」背景。
現任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總經理的王小強曾在《香港傳真》發表不少文章向中共出謀獻策，包括粵海重組、廣國投資破產等文章，以及金融危機在香港的分析報告：《外資狙擊聯匯魚肉股市》、《銀行擠提：一個危險的信號》、《香港到了危急關頭》等等。《陽光時務》指王小強這些文章送交港澳辦、國家體改委、中央政研室、財政部、證監會、廣東省政府等單位之後，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學者姚監復引述王小強的回憶：「體改委負責人說，分析報告非常有用，最好起個名字，以便秘書及時收報。因此，出現了《香港傳真》名稱的內部資料。」
王小強那組有關香港的文章《香港到了危及關頭》及《再造一個香港》寫於二○○三年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後，是為中共如何控制香港獻計。開放雜誌曾不點名披露王小強在這些文章中建議中共要對付香港新聞界。
曾獲得曾慶紅賞識
文章指出，香港在七一回歸日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北京支持的董建華特區政府之所以出現，是香港傳媒大造輿論造成的。他主張北京應該想法對付香港傳媒。當時王小強曾將這些文章托江澤民的帝師汪道涵轉交給中央高層。《陽光時務》報導《香港傳真》查抄事件提到，王小強的這組文章得到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小組負責人曾慶紅的賞識。
陽光時務引張木生說話，「曾慶紅當時作為（政治局）常委分管港澳臺事務，他很重視，認為我們發的東西很好，請王小強去，還找了兩個副部級幹部，成立研究香港對策的小組。」在曾慶紅點名之後，《香港傳真》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展。張木生對《傳真》的定位是「中左派文章為主，吸收各種聲音」，而這個中左智囊型內部刊物很快也引起宣傳部的注意。
張木生對陽光時務表示，中宣部部長劉雲山，要求國稅總局局長金人慶說明關於《香港傳真》的情況，而宣傳系統審查了文章和目錄之後，認為不錯。張木生說：「劉雲山與金人慶商量過，做一個交流思想的材料不錯，你們就這麼辦，就這個發行範圍。」
充當智囊，夢想做帝王師
批評者指，張木生和王小強這類人有很強的國家主義傾向，強力主張鞏固中共政權的權威。他們原是體制中人（王小強原是陳一咨體改所的人，因留學英國避開了六四清查），離開體制後，其實一直想回歸體制，所以處心積慮向當局上奏折，希望獲得賞識接近權力核心人物，充當智囊，做帝王師。
張木生更是想做造王者，積極活動，為私交好友劉源大肆造勢，妄想輔助劉源登上中共權力高位。這幾個熱衷當諸葛軍師的投機學者可能意想不到會捲入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導致陰溝裡翻船。張木生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不斷強調他們與中共權力關係如何堅硬，他們又是對當局是如何的苦心孤詣，大有對中共當局是「我本將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不盡委屈。
其實帝王師並不容易當，成功者少，投靠失敗甚至可能引來牢獄之災。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建華被指二○○三年開始，透過香港記者程翔向海外投稿，其中四篇稿涉及「絕密級國家機密」。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陸建華有期徒刑二十年。
據北京消息人士說，此案絕對是冤案，真實的原因是陸建華來港做調查向胡錦濤辦公室遞報告，有人說他想打入胡錦濤智囊班子，但陸建華此舉卻得罪了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曾慶紅。曾認為陸建華踩過了界，侵犯了他的勢力範圍，最後借他為程翔寫稿一事予以報復，程翔蒙冤實際是受陸建華的連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