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實味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計凡在「新中國」念過書，而且——用如今的話說：「被看社論」和「被聽報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個欽定頂級惡人的大概印象。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後的日子裡被「延安過來人」修理過的（比如沉從文遭遇丁玲），「王實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腦海中抹不掉的現世蛇蠍（「叛徒、特務、托派、反黨集團成員」）。
我屬於第一類。我的繼父唐海屬於第二類。我母親屬於第三類。
讀者也許看過我在《四個父親》裡邊寫的那一段：
因為從事的工作屬超級機密……父親的名字和事情絕對不許提。媽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當做「叛徒」揪鬥——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聽別人轉告，有人在高級黨校作了個關於「第三國際軍事情報」的報告，她慌不迭打電話給我——「爸爸的事讓說了……。」她裝做很平靜，可是我感覺得出……父親犧牲40年，她已將近70歲!
後來，不知道怎麼打聽到，她得知有人在編一部《烈士傳》，於是起念，希望父親的名字能夠列進去。我不知這想頭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聞不問來泄她的氣。那年，李克農、葉劍英都已不在世，怎麼辦……她最後還是下了決心，給父親尚在的顯赫老友寫信:聶榮臻，鄧穎超，還有誰誰，希望他們就入《傳》這事，為父親的身份做個證明。信發出去了，她等著，一週、兩週，一月、兩月……沒有回音。信不會收不到，她寄的是掛號。或許人家太忙？不會——他們不但都已離休，卻都保留著自己一應俱全的「辦公室」。忘記了？也不大可能。因為，除了老年人其實有更清晰的早年記憶這一般規律而外，鄧穎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間即將我認出，脫口說的是：「和大璋當年一模一樣。」
事情明擺著，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不願或者不屑回答——雖然媽媽在信裡既沒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懇請安置子女；我那時也還沒有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這類帽子。她希望最後能為亡夫作點什麼。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兒也沒有睬她。
老友不睬，後人出場吧。不費吹灰之力，我就打聽到，編《烈士傳》的是曾任中央臺副總編的前右派溫濟澤。溫老當時已退休，正懷著相當不時髦的情愫認真地緬懷先烈。他跑到胡喬木、或許還有臨終的李維漢那裡，自薦擔任《革命烈士傳》主編，而且明確宣稱「傳主不限於共產黨」。
我感到有共同語言，就逕直敲門，報出父親履歷與犧牲。他當即表示絕對沒有問題——可能讀過幾篇我的報導，就放下主旨聊起天來。他認為《烈士傳》一人僅收幾百字太單薄，他手上累積了多少生動、「有教育意義」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華英烈》也批下來了。
「你手頭事情多麼？」他切切地問，「過來一起干，給我當執行主編。」我忙不迭推辭——父親能入傳，此行目的已達，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辭回家稟告母親交差。
就在這時候，他說起王實味。說起這潢川漢子張揚的才具、暴烈的脾氣，還有當年籠罩在他們這些「奔赴革命聖地」之讀書人頭上濃郁得化不開的、與理想糾結在一起新體驗，一種與抗戰熱情原本相抵、但轉瞬間又能轉化為相砥礪的詭異的恐懼——「那次大會，我是現場記錄。《鬥爭日記》是我寫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許，我們——「共和國螺絲釘」們，終於能知道歷史原本而非澆鑄或者車旋出來的結論。我放出手段，誘他多談再多談，原來就在不久前，他還聯繫上了幾近湮沒的王實味髮妻：1920年代北大學生黨員劉瑩……。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問他是不是打算寫。「當然。只不過……年紀大了、手頭還有……」。我說那就由我來寫？溫老就是溫老，溫厚慷慨，幾乎沒怎麼猶豫就同意了：他願意把所有線索交給我，包括介紹鋼鐵學院研究者宋金壽。條件麼？我幫他編《中華英烈》。「沒問題。」我說，隨即抄下劉瑩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開始收集資料並且採訪當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這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王小嘉剛考上北大，說好了玩北戴河犒勞犒勞。沒成想，王實味的妻子、兒女一下子就聯繫上了。我說：怎麼樣，閨女……她說，當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篇不過兩萬多字的故事，最大遺憾，是作者學力不夠。比方說，我未能抓住王實味案件裡邊最要害之處——他那篇重頭點題文字《政治家藝術家》，居然沒有引用。還有，李維漢、胡喬木、凱豐、周興……一干人的秉性作為沒在這裡展開；至於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實際上是帶著女學生情人的——我當時已有線索，惟想到一無所知的劉瑩，實在不忍傷她啊，就一個字沒露（可氣的是，沒多久河南一家晚報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過一介「客串寫作的前工科生」，責任所在也就是「講好故事」（標準當然是不瞎編，還要引人入勝），至於故事講過之後的理論分析與制度性創議，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採訪，應該說十分順利。1980年代中啊！從毛時代走過來的共產黨們，還沉浸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卸下歷史包袱，輕裝再創未來」那樣的氣氛中——王實味案是黨必須記取的深刻教訓，似乎不言而喻。於是，這場噩夢，由「過來人」談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沒什麼出於紀律與防範的自我噤聲。連安全部——這個到了90年代以後能把所有人或嚇成呆傻、或馴成油條的維穩重鎮——也取這樣姿態。我不但得以進入他們大院，採訪一個接一個重要當事人，到後來他們（聯手公安部）反過來從我這裡取證最後平反王實味案的時候，不但態度開朗和氣，還把傅大慶稱作「本部老前輩」。特別是凌雲。他思路清晰、語言簡潔，無官腔，特科幹員本色不時閃見——萬萬沒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驅，最後會「折」在俞強生案子上。
王實味案，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當年是毛、康用過之後，拋給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風的「反黨集團」和今天艾未未從「特立獨行」到拋給稅警。周興和凌雲的當年部下，也即接過案子之後負刑訊、押送、看守之責的人，到我採訪的時候，有的是前參贊、有的是前局長……他們談得很自由，甚至相當動情。我居然查到最後舉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麼「長」了。講王實味的故事，當然也會聊起當時環境與價值取捨，特別他們曾經親歷而終生難忘的情景——坑殺前往南方抗日的東北青年那檔子事，就是談王實味之餘他們對我說的。
剛動筆，《文匯月刊》（這家刊物當時聲譽與今日《炎黃春秋》、《同舟共進》相類，64之後遭關閉）梅朵和蕭關鴻他們就知道了，當然是不停地催。那年頭，資淺作者如我輩，多長的稿件都是手寫。草成的文稿不知怎麼被包遵信看到，他什麼都沒說，即動用他在《讀書》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權，讓手下用打字機給我出了一份八開紙的大樣。
照理，大樣送《文匯月刊》之前，須經溫老最後審讀把關。雖然懷著尊敬，但王實味的故事，出於他或者我之筆，將很不一樣——對此我心裏太清楚了。若將大樣送他，當年小溫定會眉頭緊鎖，說不定還要「問問喬木同志的意見」。如若落到如此下場，我還不如一開頭就不動筆。為難之中，忽然想到溫老的鄰居，我「學者答問錄」採訪對象黎澍。他們同屬「開明高幹」，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編《文萃》時候的一線左派。
我將文稿送到黎家，請他在手裡壓幾天再交溫老，就說「一直聯繫不上」。黎澍沒問我為什麼，連笑一下都沒有，我於是飛速寄稿上海。
一週之後，接到溫濟澤同志幾乎氣急敗壞的電話：「怎麼能這樣寫……這裡……那裡……」。我說：「您怎麼現在才說呀？上海那邊昨天就開印啦。」他說，「我剛看到這東西！黎澍說找了我幾次：電話沒人接，敲門沒人應……不可能嘛。」
《文匯月刊》將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沒發生，我也轉身忙起了別的，包括編《中華英烈》。不料一段時間之後，一位任職《文藝報》的朋友傳過話來：「薛明阿姨很生氣。」
我與賀家無怨無仇。1927年南昌起義當口，我的父親不但為壯賀部之勢聯絡當地梟雄，傅家在臨川上頓渡那所九進院子，還給他充當臨時指揮所。當然後來我們姐弟從來沒有上門套近乎，對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維。處決王實味的命令來自何處，薛明本可以找我談談——沒準賀帥生前對她耳語過什麼——從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資料的基礎上請《文匯月刊》發一段補遺。無奈貴婦當慣了，要摟住脾氣也難，於是有了前兩週發給上海網友楊兄海鵬的一小段說明。
謝謝惦記。確切故事如下：
因為賀龍是斬首王實味那死地的黨政軍首長，我在文章中寫「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還非常體貼地說，政治標籤已經由毛貼上，賀龍下令殺的是「壞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調用了參政（總參政治部）前往調查。他們約談與調檔的能力我是沒有辦法比的，最後結論是「康生下令」，於是打算以「惡攻」將我送上法庭。
當時有個文壇朋友往來傳話。我說「有了確切結果真好。賀龍下令與康生下令，從我寫這個故事初衷看，沒有任何區別。你們要法辦作者，隨便。但我餘下的生命裡邊一件大事，就是調查賀龍刀下的冤魂——你們都知道他臨死時候如何為濫殺而痛悔。」
我當時確切知道的一個案子是：一批東北學生，想要南下參加三青團抗日，在山西路過賀龍防地的時候，抓獲他們的賀部得令「全部活埋」。對我講述這段歷史的那個目擊者（原部下）說：女學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條活命，答應當小老婆伺候……最後還是埋了。我對中間傳話人說：這事當事人還活著。那批學生失蹤，也能從當時報上查出來。賀龍沒殺王實味，也沒殺別的無辜麼——我就從這個故事開始。
後來沒見薛明有什麼動作。估計賀捷生反對也起了作用。
這段折衝，本來也沒打算公開說——不料網際網路的出現，將賀薛氏率隊挺夫的段子，變成《王實味與'野百合花'》續篇。可憐的薛明：拼卻性命為先夫，本數我中華民族光榮婦德。問題是，要愛對地方。如果薛同志調用參政，一筆筆查清冤案，代夫向亡靈謝罪，那將是一個什麼場面？
附記
發在微博上後，有網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確鑿：
--馬天仁戴晴說的東北學生，是趙侗將軍率領的抗日游擊隊。趙將軍與日寇苦戰7年，沒有死在日寇手裡，卻被CCP偷襲，其妹趙理智也一同罹難。其母趙洪文國，是著名的「游擊隊之母」「雙槍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為抗日殉國，而趙老太和倖存的四子趙連中亦也因戡亂而犧牲。滿門忠烈，千古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