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後進入瀋陽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建立滿洲傀儡政權
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左右，日本駐中國的侵略軍——關東軍，在奉天（現稱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藉此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隨後，瀋陽城及東大營駐軍亦是不戰而退，被日軍順利佔領。
至9月19日，日軍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安東-奉天）沿線18座城鎮。20日，長春淪陷；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1932年1月3日，錦州失守；2月5日，哈爾濱淪陷；至此整個東三省全部淪陷。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3月9日，溥儀宣布就任滿洲國國家元首，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並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1934年3月1日改大滿洲帝國，溥儀在日本的扶持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
東北局勢及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
半個世紀以來，中共一直指責蔣介石遲遲不抗日，致使整個東北淪喪。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張學良對外採訪時的言論與《蔣介石日記》公開之後，人們才方知中共的指責只是為了利用民眾的愛國情操反蔣，讓國民政府與日本軍打仗，兩敗俱傷，而中共卻從中獲漁翁之利。
1904年2月6日，日本和俄羅斯為爭奪當時的滿洲地區，在中國本土爆發了日俄戰爭，而清朝政府被逼迫宣布中立，最後日本取得戰爭勝利。日俄戰爭的直接後果是日本對南滿（中國東北南部）的控制，關東州租借地（旅順、大連）以及東清鐵路長春以南段（後來的南滿鐵路）均由日本控制，「關東軍」在內滿洲開始駐紮。
為擴大利益，日本積極主張建設鐵路支線。初期張作霖為獲得日本人貸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線。後來張作霖計畫自行修建鐵路，打破日本的壟斷。1928年6月4日5時20分，張作霖乘坐的專列在途經南滿鐵路皇姑屯一段時，被日本人預先埋設的炸彈炸毀，張作霖身受重傷，於當日上午9時30分死亡。其子張學良繼續其父的方針，引起日本的不滿。
此後，日軍不斷進行挑釁行為，其目的是為了發動不同規模的衝突，進而獲得新的資源特權和賠款。其中如1928年5月3日發生的「五三慘案」；1929年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及同年9月發生的中村事件。
據張學良後來的回憶錄中說：「遇到這種事，我們就盡量低調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後來我就下命令讓士兵一律不要理會日本人的挑釁。」
張學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
對於張學良為什麼要在「九一八」事件中不進行抵抗的問題，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有人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
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不抵抗的指令是我下的，與蔣介石無關。」
替張學良晚年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
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在記錄張學良自述歷史的談話記中顯示，張學良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在紀要中，張學良說：「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中共利用國難進一步壯大
在這國難當頭之際，國民黨政府對內面臨著內部軍閥各自為政、共匪的搗亂，對外面臨著日本軍的侵略，可以說國民黨政府處於外憂內患之際。而中共卻利用國民政府在前線抗戰，無暇顧及中共，大力發展自己的武裝，大搞破壞。
1931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決議提出黨在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群眾開展廣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運動；同時提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是最露骨的反蘇聯戰爭的序幕」。該決議把侵華戰爭說成是「反蘇聯戰爭的序幕」。
同年11月7日∼20日，中共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製造「兩個中國」。不僅如此，還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十四條），是徹頭徹腦地分裂國家的行徑，而且客觀上起到了直接的配合日本侵華的作用。
1932年1月28日，就在國軍在前線抗戰（淞滬抗戰、即一二八事變）、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4月20日，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攻佔漳州。
1933年春，因蔣介石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三十萬，從佔據20座縣城擴張到佔據四十五座縣城，將贛東至閔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
中共：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
辛灝年列舉歷史事實，「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說：「日本皇軍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當日，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蔣介石的日記也很好證明在當時通訊設備有限的當時，蔣對九一八事變當晚並不知情。蔣19日中午得知消息，然而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已經下達了。瀋陽在9月19日晨6時30分丟了，19日下午5時30分，長春也被日軍佔領。
9月19日，即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蔣在日記裡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莊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為了團結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廣東政府，抵禦倭寇，蔣介石在9月21日寫道：「余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只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蔣介石於南京市黨部：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
在蔣當月的日記中，多次提到「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最後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廣東政府改組，1931年12月15日，蔣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成立了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這就是史上的「蔣介石的第二次下野」。
在蔣第下野的期間，由於國民黨內各軍閥各懷為己之心，中央政府命令張學良死守錦州這個兵家必爭之地，卻不給東北軍以軍事等的支援。奉命守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最後東北軍退出錦州，2月5日，日軍攻陷哈爾濱。
1932年1月28日23時30分，日軍海軍陸戰隊沿北四川路向西佔領淞滬鐵路防線，遇到國軍十九路軍的堅決抵抗，史稱一二八事變。中國方面，蔣介石於事變發生後復出主理軍事，以中央軍第八十七、八十八師及稅警團、教導團為第五軍，由張治中指揮，於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戰；之後蔣介石再調正在江西圍剿共軍的第十八軍陳誠部入浙。
國民革命軍在政府支持下，在江灣一帶抵抗日軍進攻至3月2日，由於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形成腹背受敵的局面，於是被迫全線撤退。5月5日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日軍返回戰前防區，國軍暫留現駐地，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
蔣介石面對國內地方勢力的不斷叛變；中共趁九一八事變，於當年的11月7日在中華民國江西省瑞金縣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製造「兩個中國」，更趁一二八事變全國上下抵抗日本軍閥侵華時，擴大湘贛粵閩「蘇區」，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破壞抗日；國軍當時裝備落後與裝備先進的日軍顯然沒有作戰的能力；因此從策略上，蔣介石一方面在國際聯盟力促各國干預日本的威脅，另一方面盡其所能延後中國全面對日開戰的時間表，以爭取更多的備戰時間。1932年6月14日，國民政府針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正式發表了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國策——攘外安內。
所謂攘外就是指對外以維護國家主權，抵抗任何以「擴張」名義，企圖侵犯中國的國家，當時主要的是日本與蘇聯。所謂安內就是指對國內先求團結和穩定，使國家統一，進而討伐意圖分裂者。只有全國能一致對付侵略者，中國才能在當時的環境與條件下盡快打敗日本侵略者。
國民黨是血寫的事實中共是墨寫的謊言
民國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
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說，918事變時，中國有什麼軍隊？只有一些軍閥割據，除了黃浦軍聽他的指揮外，其他軍閥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軍隊不受蔣指揮，直到1944年抗日快結束時，還是這個局面。
郭岱君指出，蔣介石的「安內」不是指中共，在1932∼1933年間，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把共產黨放在眼裡，經過幾次剿共，紅軍不到3萬人；他以剿匪為掩護，藉「剿共」收復西南，而紅軍，只要再來一次圍剿就可以剿滅了。
蔣介石在日記中，還記載了自己不能被黨內人士和學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說，滿懷熱情的年輕學生，不能理解他為什麼不向日本宣戰，國民黨左派也認為他的抗日是假。蔣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記中，反反覆覆記述了他對此的憤怒和羞恥。
自1931年至1945年，國軍抗戰死亡的師級以上將官有74人。而在與日軍爆發戰鬥之後，國民革命軍於美國對日宣戰前的4年始終扮演獨立對抗侵略者的角色，而且以傷亡320萬的代價，讓日本帝國的軍隊深陷在中國戰場中動彈不得，讓同盟國爭取到了兩年時間策劃對太平洋戰場的反攻行動，因而廣受當年的歐美領袖還有盟軍將領的肯定。
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說：「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我還要說的是，共產黨‘抗戰’是墨寫的謊言。」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