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動」成員的這種極端行為，招來了自己的滅頂之災。（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一本《文化大革命簡史》在談到「聯動」時，說他們在「文革」初始「以真誠的激情投入過運動，甚至有過分狂熱的舉動」；而後他們的反「中央文革」行動「反映出存在抵制和反對的力量」。
既是史書，內容必須真實。「聯動」的情況果真如此嗎？
所謂「聯動」的成員——特別是其中的骨幹，主要是一些高幹子弟，特別是當時（指「文革」之前）的中央領導的子女。他們這些人對於自己的家庭出身有著極大的優越感。他們的邏輯是：只有像他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由於受到濃厚的革命氣氛熏陶，因此革命的立場最堅定、革命的感情最深，革命的覺悟最高。在毛澤東提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之後，他們更是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最可靠的、理所當然的革命接班人。
「文革」伊始，當時那種把階級鬥爭推向極端的做法很合他們的口味。特別是把提出「重在表現」和反對「自來紅」口號的彭真等人打倒，更使他們感到高興。他們認為：大顯一番身手的時機來到了。而事實上，也只有他們這種人才敢首先起來進行「革命造反」，在「非勞動人民」（他們的語言，實際上把廣大知識份子也包括進去）和普通勞動人民子弟面前趾高氣揚、飛橫跋扈、不可一世。「文革」初期毛澤東寫親筆信讚揚有加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及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就是由他們發起組織的。再後來，他們這夥人將組織發展成為高北京一般「紅衛兵」一等的「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它得到當時最高領導人的大力支持。「西糾」的袖章是編有號碼的。他們為毛澤東制了「001號」袖章，為林彪制了「002號」袖章，為周恩來制了「003號」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時候，林彪和周恩來都戴上了「西糾」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聞照片上，林彪和周恩來佩戴的紅衛兵袖章上印的「糾察隊」字樣都清晰明顯而突出。有一篇回憶「文革」的文章是這樣描繪他們這夥人當時的所作所為：
「他們以‘唯成份論’為宗旨，高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到處造反、‘破四舊’、搞‘打砸搶’；老紅衛兵們把‘唯成分論’發展到了令人髮指和可笑的程度。對於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們的老師、老幹部還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幫’、‘黑五類’、‘牛鬼蛇神’，進行抄家、批鬥、毒打、戴高帽子遊街示眾。
「他們一開始就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十分擁護和狂熱，並把這場革命理解成了對出身不好的人的大規模專政。他們膽子忒大，初生牛犢不怕虎，加上以‘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作為精神支持，可說是有恃無恐。北到‘蘇修’，南到香港、緬甸，他們都去造過反，有的甚至越過了邊境去當了異國的游擊隊員。應當說，是他們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動推向了全中國，他們才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打、砸、搶、抄、斗’的始作俑者。（例如，北京市第一個把彭真等人拉出來批鬥的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帥府千金’。）……他們當時年幼無知，只不過響應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偉大號召，才起來造‘舊世界’的反，幹出了許多令人髮指的野蠻行為。文革之後許多文革題材的文藝作品中，那些穿著軍裝，紮著皮帶專門用鞭子打人的紅衛兵形象，大都出自這些‘老紅衛兵’。」
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批倒批臭反動學術權威」、「大破四舊」等口號的鼓動下，他們依仗權勢，有恃無恐地、瘋狂殘酷地、甚至滅絕人性地體罰、折磨、毒打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所謂「黑六類」（所謂的地、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及教師和其他知識份子及其子女。多少無辜者成為他們的棍棒和皮鞭下的冤魂。以下，就是從「文革」後有人編製的一份《文革受難者名錄》中摘錄的有關他們在這方面的部分罪行：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6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陳彥榮，男，1929年生，1966年時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拷打。當天夜裡陳彥榮被打死。死時37歲。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體鱗傷。「紅旗」紅衛兵把陳彥榮的屍體與另一同時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場燒掉，未留骨灰，但是要陳家付出28元錢火葬費。
「1966年8月末，一個恐怖的消息在北京東郊管莊的玻陶水泥設計院傳開：技術員黃瑞五，8月28日在城內西城區家中被紅衛兵打死了；紅衛兵三個小時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
……
以上是從該資料中摘錄的當時有姓有名的一些人的有關事例。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有姓有名的事例。至於「無名氏」的事例，更是不計其數，我在此是無法一一摘錄的，也不忍心這樣做。因為，請看：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進入了最嚴重的階段的日子。紅衛兵滿城到處抄家打人燒燬文物沒收財產。考古研究所位於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大街很近，穿過馬路就是中國美術館。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邊的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還用沸水澆燙被綁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兩位老年婦女。‘像殺豬一樣。’鄰居說。被折磨的人們的淒厲的慘叫在夜空中迴旋。鄰居們不忍聆聽，只好用枕頭捂上耳朵。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運走了屍體。
「在1966年紅衛兵的八月殺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的，是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和棍棒以及各種折磨虐殺的，殺害的過程長達數小時甚至數日，於是這種殺害也更為殘酷更為痛苦。鄰居們用‘殺豬一樣’來形容東廠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殺害，只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形容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和殘忍……」
面對如此恐怖和殘酷的事例，如果再一一進行摘錄，我的心理承受能力看來是不夠的。
他們的這種犯罪行為是造成當時社會恐怖、秩序混亂的主要原因。他們這種令人髮指的罪惡行為，為廣大人民憎惡和鄙視，卻受到了毛澤東、林彪等的讚賞。江青吹捧他們是「小太陽」，更使他們越發不可收拾。可以說，如果沒有「文革」的發生，也許就不會有他們的這般瘋狂；而如果沒有他們的這樣助紂為虐，「文革」的那段時期也就不會使人們那麼刻骨銘心的了。誠然，他們中大多數人是無知的未成年人。之所以會走到這一步，說很大的原因是「被利用」也不會錯。但是，由此也不難看出：他們所受教養的程度和道德培養究竟是達到何種水平了。因此，「以真誠的激情投入過運動」一語難以與上述行為對上號；「狂熱過分的舉動」的輕描淡寫更難掩蓋罪行的。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他們這些人萬萬沒有料到：「文革」並沒有如他們想像的那樣進行：「文革」不僅僅是整「黑X類」和僅僅打倒了彭真等人而已，僅僅過了一個短暫的「甜蜜」時期，他們自己的父母竟然也成了不久前遭他們侮辱、虐待甚至殺害的人的同類！這種處境和心理的變化落差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僅僅是由於受人欺騙、被人利用做了些壞事，而後卻能翻然醒悟，奮起反擊那些騙子，人民必然會歡迎的。可是，他們在「劇變」發生後都幹了些什麼呢？還是據那篇文章描述：
「後來，因為他們許多人的父母皆受到衝擊和迫害，有的人洗手不幹了，當起了逍遙派，全國到處串聯；有的人懷著報復心理，成立了東城、西城「糾察隊」和「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他們和大學裡的高幹子弟聯合起來，專門反對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和打擊造反派。有人甚至公開寫出‘炮轟……’的大字報，‘攻擊’毛澤東。為此，他們許多人被謝富治的公安部抓了起來，受到了打擊、迫害。後來毛澤東說不該抓他們，讓周恩來、江青、謝富治把他們放了。」
從中，人們可以看到：
第一：他們反對的僅僅是把他們的父母打倒這一做法，並且因此而產生極大的敵對情緒。他們建立的「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就是由此簡稱），也就是「聯合」他們這些同類人（父母都是高幹，都被整了。）一起「行動」。他們根本就沒有思考過：這種整人的做法的錯誤根源，根本沒有對廣大被迫害的基層幹部、知識份子和其它群眾表示過任何同情，更沒有把這一現象與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聯繫起來過。
第二：對於自己在此前「文革」之初的的所作所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承認、或者說認識到過是罪行，甚至連是「錯誤」都沒有提過一個字。這是和他們上述（第一點）的想法和行為密切相關的。他們對父母被打倒的不滿，說穿了，主要就是因此使自己失去了優越的地位，失去了整人、玩弄人的資格。事實證明：他們是一群極端自私的人。所以如果任憑他們的話，他們會幹出什麼來？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他們採取「行動」，根本就沒有想要團結廣大人民。而事實上，他們也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的。其原因是：他們的行動僅僅是為了他們這些極少數一部分人的利益，於國於民根本毫無益處的。因此，他們也只能是就這麼一些人在「聯合行動」，從他們的口號中更可看出他們政治上的愚昧無知、處境的尷尬和孤獨，以及人品的卑鄙而又低劣。
對於他們的「行動」，《簡史》云「反映出存在抵制和反對的力量」。此語並無明顯的褒彰色彩，就事論事而言也不算錯。但是總使人覺得其中有什麼難言之隱，不知為何不能明言這夥人的醜惡之處？「文革」的發動和領導者，對那些像張志新一樣的憂國憂民的正義志士的反「文革」行動是毫不猶豫地進行堅決而又殘暴的鎮壓，決不心慈手軟。而「聯動」被關了兩、三個月即被親令釋放，其「反對和抵制」的性質和力度如何，也就可見一斑了。
總之，「聯動」臭名昭著，不得人心。它是「文革」的畸形兒，是一堆歷史的垃圾。它所犯過的罪行是絕對無法掩蓋的，更無功可擺，這是歷史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