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寧古塔當「赤腳醫生」
一九七０年初，一組內流言蜚語，盛傳毛澤東的一位女機要員和毛的某位隨員過於接近。汪東興覺得這影響不好。汪東興的私生活毫無可議之處，他對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無法瞭解澤東「哪來那麼大的勁」。毛澤東既然是個特異人物，汪東興便也不以一般常理來看待毛。但他對一組的人則是一絲不苟。四月在杭州時，汪東興要我開個會，批評兩人。
我認為這件事辦不得。我喜歡那位女機要員，她是個天真純樸的女孩子。我並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隨員只是說笑閒聊罷了。而且，開會批評儘管是好意，但受批評的人，心裏一定不滿意。傳到毛那裡，毛會認為這是指桑罵槐，因為毛澤東本身就有這個毛病。汪東興不以為然，說我膽子太小，頂多惹得毛不高興了，不在這裡幹工作，還可以到別處去幹。他是我的領導，我只好奉命了開了會。
事情果如所料，儘管語言和緩，但是批評總使人不舒服。女機要員挨批評非常不高興，於是聯合了張玉鳳，到毛澤東那裡去告狀，我不知道她們告些什麼。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錯。
幾天後在從杭州回北京的專列上，毛找我談了一次。毛說：「你太蠢了，不該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還是缺少鍛練。回北京後，你組織一個醫療隊，到農村搞搞巡迴醫療。多接觸社會，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會好一些。」
我決定去黑龍江。現在那裡的人正忙著挖深洞的備戰工作。我可以觀察一下當地備戰的實際情況。
能去黑龍江讓我鬆了一大口氣。雖然有毛的保護，我在北京的情況仍岌岌可危。這段期間，我住的衛生部宿舍內，給部長和副部長開車的司機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們切斷了水源和暖氣。這樣，日常生活也難以維持。衛生部內另一派搶得了會計室的鑰匙，凡是取工資的人，就得加入這一派。我拒絕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講了我的困境。毛讓我轉告汪東興，將我和吳旭君的人事關係全部轉到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宿舍也搬到位於西單附近的中央辦公廳宿舍內。
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後不久，嫻的機關全部搬到黑龍江省離中蘇邊界不遠的肇遠縣農村中，我只好請一位老保姆照顧兩個兒子。
嫻不但體力勞累，還得不斷承受精神上的打擊。她每天從早到晚，要在農田裡和年輕的壯年男子一樣地耕田勞動，晚上還要參加思想批判會。會上有些人的發言總是旁敲側擊，提出她的政治歷史有大問題。我們都知道，只因為我仍在毛處工作，所以才沒有將她的名字點出來。可這種精神上的折磨，真讓人受不了。
我組建醫療隊到寧古塔
所以如果我去黑龍江，我可以去看看嫻，順便安慰她。就算我的醫療隊駐在不同的地方，總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遠離北京的政治緊張，我們總能找到法子見面。
我這次去黑龍江是帶著被流放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約一百多公里是寧安縣，滿清時代叫作寧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選擇了寧安作為我巡迴醫療的地點。
汪東興原本不想讓我去。汪說：「這把我們的計畫全打亂了。現在北京醫院沒有恢復秩序，主席有了病，沒有地方可以住院。我們已經將養蜂夾道的高級俱樂部（位於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這裡組建一個醫院，名字叫解放軍三０五醫院，這是專為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準備的。已經同意任命你（指我）為院長。」
但我仍為下放黑龍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開會，導致我的下放。毛已對我日漸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擊我。我覺得自己其實是個替罪羔羊。汪東興跟林彪走得太近，沒有注意到毛對他兩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訴汪，毛對林的敵意時，汪總是嗤之以鼻。這次我確定毛是拿我來代替整汪。
我從北京醫院抽了一位內科侯醫生，一位婦產科杜醫生，從三０五醫院抽了一位外科牛醫生，一位手術室護士小邵，警衛團派了一位大隊張政委，加上我和衛生員小李，一共七個人，帶上器材藥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爾濱的直達快車出發。
汪的辦公室事先已打電話跟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打過招呼。我們到哈爾濱後，一切都安排得很週到，光參觀哈爾濱市就足足有一個禮拜。我們參觀了工業區，工廠組織了民兵，發了槍和彈藥，隨時準備迎戰蘇聯。地下的地道連成一片，開始覆蓋上水泥，成為永久性建築。我們也去看了近郊的幾個野戰醫院，房屋和設備都很簡單，但用作急救站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去看珍寶島的提議被拒絕。省革委會主任說，中蘇邊界仍然有時有小型衝突，戰爭的氣氛很濃，還是不要去的好。
從哈爾濱又乘火車到牡丹江市。這是一個小城市，但是很整潔安靜。我們在鏡泊湖住了一夜。這是一串湖泊連在一起，景色宜人。當地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前，這裡還有些白俄居住，靠打狗熊和東北虎為生，文革以後都離開中國了。由市革委會鐘司令招持參觀和款宴十天後，我們乘車到了寧安。我們醫療隊的人員增加了，黑龍江省衛生廳派了一位醫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醫生和護士。我們一起在農村走家串戶，進行義務醫療。我這下真成了「赤腳醫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辦公室裡，和衛生員小李同一個房間。李對我像對父親一樣照顧我。
黑龍江的黑土豐沃，適合種植玉米和大豆。農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農村的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頂。屋內有個大炕，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飯和睡覺。黑龍江省不像國內其他地區，森林未遭到濫砍，因此農村家家有足夠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個煮飯的火爐，煙囪冒的熱氣可以暖炕。
寧安縣有漢人，也有朝鮮族人。朝鮮族人有不同的習俗。他們用一種彩紙貼在炕上，讓炕臺看起來乾淨，屋內也顯得整潔。漢人習慣鋪一層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來髒亂。寧安縣公社的農民沒有江西窮，但手頭也很拮据。沒有醫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寧安城裡看病。但沒有人想到要去看病──醫藥費太貴，城也太遠。現代醫療觀念在寧安縣的農民這裡並不存在。
秋收時，有天有個老農婦被麥芒扎穿眼角膜，我沒有適當的醫藥或設備，我要她去城裡的醫院看看。但她沒有錢，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農民平生僅見的醫生。我從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戶，用最基本的器材藥品進行義務醫療。他們看到我們時總是笑逐顏開，十分親近。公社內有兩種肆虐──肺結核和條蟲病。農民養豬，在田裡野放，不設豬圈，常食糞便而染上條蟲。農民吃豬肉，總不煮爛，因此很容易染上條蟲病。
我雖然喜歡這裡的義務醫療生活，卻沒能見著嫻一面。嫻所在的五七干校由於戰備，已經從黑龍江遷到河南省瀋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運的魔掌一直在把我們分隔開來。從嫻的數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過。我下放到黑龍江後有不少傳聞。一個說法是說我因政治問題被調，另一個說法是說我向蘇聯「投誠」，或遭俄國人綁架。我的家人和我都為這些惡意中傷而感到沮喪。但寧安縣的封閉生活非常平靜。寧安縣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紛攏中的桃花源。
北京緊急把我召回
我已經到寧安四個月了。一九七０年十一月六日我們正在村子裡給農民看病，一輛吉普車開來。鐘司令從車上跳下來說：「找你足有兩個小時了。我們從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真難找啊。」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北京中央辦公廳來了長途電話，有緊急狀況，要我立刻回去。我將醫療隊交給張政委和牛醫生，同鐘司令上了吉普車。到牡丹江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這一地區只有牡丹江機場）。鐘司令一定要給我餞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點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趕回北京是什麼事情，會不會有了新的周折。
到飛機場已經快十一點了。一架蘇聯制飛機停在機場跑道上。我登上飛機，機艙中只有我一個人。抵達北京西郊機場已經深夜二時多。毛的司機老張正在等我。
座車在空蕩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駛向中南海。我仍穿著一身厚棉軍衣。車子停在室內游泳池前時，我已滿身大汗，他對我說：「他老人家坐在大廳裡等你。你見過他，我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