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釣魚島主權問題引發的一系列打砸搶事件中，有多個城市的涉案人員被拘留，如深圳、長沙、廣州、西安和青島等地，從警方公布的涉案人員資料中，有一個共性：都是外來人口，年齡基本在20歲左右，且無職業。這是應該引起重視的現象。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30多年中，在社會財富大量增加的同時，又帶來了多少問題，進而影響到社會穩定，乃至妨礙下一步中國經濟的轉型？
城鎮窮二代的規模有多大？
所謂窮二代，顧名思義，是指父輩貧窮、子女仍然沒有擺脫貧窮，成為社會低收入群體的年輕一代。就城市而言，窮二代應該包括城市原住民中的低收入群體的下一代、外來農民工中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以及城市中第一代農民工的隨遷子女等。在城市化過程中，由於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佔比上升較快，所以窮二代更多產生於外來人口中。
或許有人會提出疑問：難道第一代農民工至今都很窮嗎？雖然未必，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僅有0.7%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可見，第一代外出農民工經過那麼多年的辛勤勞動，仍然是居無定所，那麼其隨遷子女的生活條件也難言小康。
此外，該調查還顯示2011年舉家外出農民工數量為3279萬，這意味著有相當大數量的農民工子女生活在城市裡，究竟有多少呢？據《201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1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260.97萬人，這並不包括非正規學校中就讀的農民工子女，也不包括學前兒童和初中畢業後的農民工子女，累加起來應該會超過2000萬。
截至2011年，外出農民工共有1.59億，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推算，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大約佔外出農民工數量的60%以上，即一億左右。從其受教育狀況看，以初中學歷為主，佔62%。在農民工中，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的僅佔10.5%，年齡層次越低，接受農業技術培訓的比例也越低，這說明青年農民工正逐漸喪失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能。可見，新生代農民工隊伍龐大、學歷偏低，一旦回到農村，也基本不會幹農活。在官方的調查中還發現，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月收入為2049元，在城市的居住條件較差，大部分都在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
上述數據表明，在中國的城鎮生活的外來窮二代人數有1.2億左右，佔整個城鎮人口的18%，這一比例已經不低了，如果再加上城鎮戶籍的窮二代人口，比例會更高，加上年輕人活躍，已是每天城市流動人群中的主流之一了。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任重道遠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提了很多年，也有明顯的進展，但要實現這一目標，看來還遙遙無期。
首先農民工子女普遍面臨讀書難問題。由於農民工的流動性大，且其工作和居住地點很多都在城郊結合部，這些地方中小學數量少，而去公立學校就讀，不僅路遠，而且各種費用高。於是，各種農民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但如遇到拆遷、沒有獲得當地教育管理部門的資質等問題，又不得不關停，導致農民工子女失學。比如，從2011年暑假開始，北京各區的拆遷波及了眾多農民工子女的學業。拆遷風暴中，北京將關停24所打工子弟學校，1.4萬餘名學生的去向引發了全國關注。
其次是農民工子女畢業後的前景，畢業即失業現象較為普遍。農民工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至初中畢業之後，在大部分城市都不符合參加中考條件，故上不了高中，工作又不夠年齡，有的無所事事，四處閑逛，有的混跡網吧、遊戲廳，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目前，雖然各地也相繼出臺了允許異地參加中考和高考的有關規定，但這些規定中附加條件過多，實際能夠通過異地考試而進入高中或大學階段的農民工子女人數非常少，導致大部分子女仍只有初中學歷。即便同樣是初中學歷，由於接受義務教育的學校不一樣，學習環境、教學條件等差異也非常之大，因為不同的地區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行政區的學生人均獲得的教育經費都有巨大差距。而民工子女作為弱勢群體，所接受的教育條件與富二代相比，肯定是天壤之別，這也決定了他們今後的發展前景。
作為在農村接受義務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也面臨進城務工之後專業技能缺乏的問題，他們既不會種田，又不如第一代農民工勤奮，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斷提高的今天，他們的競爭能力也被削弱，大部分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等低端勞動。此外，勞動時間過長、社會保障服務覆蓋面不大也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存在問題的表現，如2011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僱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只有13.9%、23.6%、16.7%、8%和5.6%。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有大的突破，改變現有的戶籍制度甚為關鍵，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改革也必須有更大的動作。否則，農民工的子女仍是農民工、窮人的兒子仍是窮人的現實就難以根本改變。
改善社會福利成本低於維穩成本
農民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中國製造業創造的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額全球第一，都與農民工的貢獻密不可分。為此，美國《時代》週刊在2009年將「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亞軍，而照片上的幾位在深圳打工的女工，實際上都是農民工。
由於第一代農民工從貧困的農村來到可以讓自己收入翻幾倍的城市，即便住在城市擁擠、破落的簡易房裡，得不到與戶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和尊重，也不會有太大心理落差。而他們的子女卻不一樣：從小生活在城市，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在教育、醫療以及娛樂、就業機會、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會低人一等。他們所感受的社會不公、生活艱辛、前景黯淡，比父輩們要強烈得多，也更容易產生對社會的仇視心理。
筆者對不少城市犯罪人員來源的調研發現，各城市犯罪人員中外來人口佔比非常高，最低為70%，最高甚至達到90%，而犯罪年齡則較低，普遍都在20多歲。這一調研結果，與前段時間反日遊行中發生的打砸搶事件中的犯罪人員的來源與年齡高度吻合。
窮二代犯罪率較高的這一現象其實早就出現了，有不少學者做過細緻的研究，並提出建議和對策，但卻遲遲沒有被採納實施。其後果是導致國內的維穩成本不斷上升。在一些重大活動籌備和舉辦期間，如奧運和世博會，物價管理部門都不敢出臺調價方案，以免引起公眾不滿，影響盛會舉辦。而在通脹階段，也不敢調物價，怕影響社會穩定。關於社會維穩成本究竟有多大，沒有確切的數據，這可能還得區分狹義和廣義的維穩成本，維持物價穩定而付出的代價應該是屬於廣義的維穩成本。之所以連物價穩定與否也高度緊張，實質上就是中國貧富差距過大，低收入群體在城市中的佔比過大。但如果水電煤油等價格長期沒有理順，對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和升級是十分不利的，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中國物價改革的「時間窗口」很短暫。
從上述的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看似荒唐的結論──窮二代阻礙了物價改革和經濟轉型。既然如此，對策就應該是提高窮二代的福利水平，增強他們對物價上漲的承受能力。在養老、醫療、失業等方面給予支持，在基礎教育、中考、高考和就業等方面給予公平機會，在物價上漲時給予補貼，這些對城市外來低收入務工人員及失去勞動能力人員的福利或公平待遇，其成本是容易計算的；同時，相信為此而付出的成本總額要遠低於所謂的維穩成本。
更應該反省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農民為工業、城市發展所提供的全球總量最大的勞動資源，使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這一群體所獲得的回報，卻是中國所有群體中最少的。因此，從道義上講，現在也該是給予福利上補償的時候了。
當然，增加福利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舉措，真正能讓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還是得靠改革，即通過改革來縮小貧富差距，讓社會更公平更透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競爭機會的均等化，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幸福感。當然，改革同樣有成本，但改革的成本加上增加社會福利的成本，仍然會少於純粹的維穩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