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東莞，大量被遺棄的廠房和巨額的財政赤字再次引起了對中國經濟減速的擔憂。
經過30年高速經濟增長，廣東改革開放的標誌性城市東莞已經到了頻臨破產的邊緣。
中山大學研究人員發現，東莞超過60%的鄉鎮存在財政赤字，很快就需要尋求上級政府的救助。
這是東莞命運的巨大轉折，曾經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今天的遭遇，可能預示著中國經濟降速將帶來更大範圍的地方財政危機。
201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就高達10.7萬億元，相當於中國GDP的27%。穆迪甚至估計真實的負債數字可能到達14.2萬億。
2009年，中國財政部高級研究員白景明已經估計，中國鄉鎮政府的總負責高達中國GDP的10%，但沒有官方數據證實。
白景明表示，他曾會面的很多鄉鎮政府一把手都不瞭解自己政府的負債水平。如果鄉鎮政府財政出了問題，可能會給上級政府帶來政治和財政上的不穩。
專家發現東莞的鄉鎮負債問題有兩大根源：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世界經濟減速使工廠倒閉，進而把地方財政拖下水；在不成熟的鄉鎮選舉制度下，鄉鎮一把手有巨大的政治壓力給村民派發慷慨的「分紅」。
東莞一家印刷廠所有者Shao Gongjun表示：「鄉鎮政府的財政問題比預期要嚴重的多，」因為鄉鎮政府依賴土地租金收入。
20世紀80年代東莞還是個農村，但今天已經成為世界高科技製造業中心。IBM副總裁曾經表示，只要東莞的高速路堵車15分鐘，就足以導致世界計算機價格的波動。
工業高速發展，東莞的人口也從180萬上漲到超過800萬。很多當地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出租房，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而一夜暴富。鄉鎮政府把集體用地出租給工廠，租金成為首要收入來源。
直到最近，這個模式一直運作得很好。但Shao表示，過去5年裡，很多工廠要麼倒閉，要麼搬遷至成本更低的內陸城市。
2007年以來，香港背景的工廠數量就下降了15%。工廠和外來務工人員撤離東莞，租金收入也同時「撤離」了。
一位61歲的當地村民表示：「我很擔心沒有了租戶，如果這樣我的出租房就要丟空了。」她用過去10年湊下來的200萬元加上銀行貸款在樟木頭建起了一座六層出租屋。她和她的家人住在第一層，上面的五層都用於出租。
她每月能有15000元的租金收入，幾乎是普通工人工資的10倍。但2007年以來，租金收入已經下跌了1/3。
中山大學教授Lin Jiang在研究中發現，因為土地出租收入的下滑，東莞584個鄉鎮中有60%出現了財政赤字。他的估算是基於今年5月對30個相對富裕鄉鎮的研究，包括虎門和塘廈。
這個數字不能代表全局，但是「管中窺豹」的好機會。
Lin表示：「出現財政赤字是因為收入下滑同時支出上漲。」這可能是烏坎事件後的副作用。
中國高層已經在鄉鎮一級推進普選領導人的制度。現在鄉鎮的選舉變得尤為激烈，候選人通常會承諾慷慨的「分紅」來吸引選票。
「在少數案例中，候選人甚至承諾給予每月一萬元的「分紅」，」Lin表示。其實這些「分紅」就是源於對工廠收取的土地租金。
很快，鄉鎮一把手就發現難以達成他們的承諾。面對資金困境，他們不會選擇收回他們的承諾，因為這樣可能會激起民憤，他們會選擇尋找農信社的幫助(其實就是地方銀行)，農信社一般會提供利息高達30%的短期貸款支持。
銀行願意貸款，因為銀行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上級政府將不得不救助這些鄉鎮。
Lin表示：「一些鄉鎮領導人現在開始擔心銀行會收回貸款...如果鄉鎮違約，這個財政負擔必然會轉移到上級政府。」
東莞政府應對危機的表現並不好。今年上半年東莞GDP增長下滑到2.5%，而過去8年的平均增長率約為11%。
上月，東莞黨委書記徐建華就要求鄉鎮政府停止舉債「分紅」。但鄉鎮幾乎沒有實際行動。
鄉鎮的領導人認為「分紅」並不是導致財政困難的唯一因素。他們需要支付地方消防和警務服務的成本，雖然這應當是上一級政府的責任。過去，上級政府對這些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因為知道富有的鄉鎮政府有能力負擔這部分成本。
香港經濟貿易協會主席Eddy Li表示，一些鄉鎮的警察已經拒絕調查涉案金額小於兩萬元的案件。
Shao估計，單是樟木頭鎮政府的債務總額就有16億元，而其每年財政收入只有6億元。
Shao表示，東莞需要結構性改革來終結對土地租金收入的依賴。他建議給予外來務工人員當地戶籍，讓他們給地方經濟提供更多貢獻。
Shao表示：「沒有社會結構的重大改革，經濟轉型是不可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