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的嚴重問題，即便如大詩人杜甫，在花甲之年，仍然在嘆息說，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從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至今，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在逐步走向收入分配極度不公平的境地。
改革初期，中國基尼係數為0.32，農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使中國在1984年基尼係數曾下降到0.257，收入相對公平。但此後，情況日漸惡化，至今尚無緩解跡象。
1994年，一項全國範圍內的入戶抽樣調查顯示，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45，已超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而世界銀行在《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中指出，中國1995年基尼係數為0.38，這個數字僅比南撒哈拉、拉美等稍好。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
2001年「兩會」期間，朱總理談及收入分配時認為「值得注意，尚不嚴重，正在解決。」經濟學家王小魯的4000份抽樣調查顯示，2005—2008年，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加速惡化。2012年「兩會」期間，溫總理指出，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方案，是年內最重要的工作。
目前，就城鄉收入差距而言，大致3個農村人的收入相當於1個城裡人；就地區收入差距而言，大致東部人均收入兩倍於西部；在階層收入差異方面，佔銀行儲戶5%的大額儲戶，擁有全國儲蓄存款的一半。
如果將中國家庭從最富裕到最貧困分為10檔，則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5倍，折算出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目前很可能顯著高於0.47-0.50的水平。
不僅如此，腐敗正在呈系統化的無所不在趨勢。2005年，我曾對漸進改革帶來的法治軟弱和體制腐敗深感絕望，我們的研究顯示，僅僅資金、土地和勞動力三項，中國每年因腐敗帶來的損失就佔GDP的9％—10%。
王小魯的研究顯示，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高達9.3萬億元，比2005年翻番。腐敗損失甚至快於GDP增速。
是否願意承認和面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改革何去何從的歸宿問題。我們不應將收入分配問題庸俗化為富人和窮人間的矛盾。
收入分配首先是政府、企業和住戶部門分蛋糕的問題，基本取向是政府和企業少分、住戶多分，官不與民爭利是前提。而大多數研究顯示，過去10年，中國住戶部門從GDP中每年少分7%－10％。
其次是官與僚的關係，即對1994以來的分稅制進行深化改革，中央少分，地方和基層多分。
再者是國有和私有的關係，國企應該少壟斷、多分紅，讓私有企業唱主角。最後是住戶部門的貧富關係，富人多納稅，中低收入多補貼。
貧富矛盾也好，體制性腐敗也好，其賴以生存的溫床，必然是權力集中和法治軟弱甚或名存實亡。我們不應迴避事實，更不應對既存事實做粉飾甚至否定。
群發性的官員腐敗問題，已不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形容的；靠短期暴富的開發商、煤老闆群體，要形成所謂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是否痴人說夢？同時，在中國，仍有龐大的底層民眾「像蟲子一樣活著」，匍匐艱難求生。
收入分配不公在中國已遠遠超出了學術範疇。人們正在發問，誰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中國經濟靠「那部分」能有未來嗎？
1988年，吳敬璉在《腐敗：權力與金錢的交換》中揭示了不公平的根源。11年後，吳老為此書第三版作序時指出，時光流逝，但腐敗問題更尖銳了，貪官污吏們依然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