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朝鮮戰爭期間，金日成就對威脅到他的幹部進行清洗，經過1956年對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的排擠和打擊，到1958年形成了金日成一統天下的局面。
當時朝鮮的政治格局是：以金日成為首的游擊隊派雖然人數不多，但佔據了主導地位；莫斯科派（來自蘇聯的朝鮮族人）和南方派（或國內派）雖勢力較小，但個別領袖人物在黨內也很有影響力；延安派成員則多為軍事領導幹部，在朝鮮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洗莫斯科派
蘇共二十大以後，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風潮的影響下，朝鮮勞動黨內的不滿情緒再次爆發出來。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蘇聯使館送來的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表示將認真貫徹到勞動黨實際工作中。但真實情況是，在第二天中央全會學習蘇共二十大的材料時，除了從莫斯科回來的崔庸健做報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和宣傳部副部長李一根三人發言。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金日成專講南方黨員對樸憲永的崇拜，而對朝鮮勞動黨內嚴重存在的對他個人的崇拜現象，如全國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紀念碑，到處可以看到他的肖像，電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頌他的英明等，卻隻字不提。
1956年4月23∼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目的是進行人事調整，進一步消除反對派的勢力和影響。金日成的長篇報告，除了讚揚朝鮮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成就外，就是反覆批判樸憲永等南方派領導人以及其它「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
三大對中央委員會進行了大規模調整，以保證對金日成的忠誠和支持。這次會議的人事調整主要是針對莫斯科派的。
延安派在行動
6月8日，副首相崔昌益秘密地單獨約見了蘇聯大使。崔說：勞動黨內領導幹部的任用既沒有照顧到來自國內、中國和蘇聯等各個方面的幹部，更不是任人唯賢， 提拔的都是那些沒有文化、沒有經驗卻專門會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的人，這也是造成嚴重個人崇拜現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樣強烈要求蘇共中央幫助改變這種狀況，並希望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議。
8月初，金日成瞭解到這種情況後，立即採取了應對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樸正愛等人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評，同時指責這些反對派人物對抗黨的方針並煽動不滿情緒是「反黨」行為。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別地、反覆地找一些有不滿情緒的幹部談話，採取威脅、利誘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對派隊伍。
經過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動權。蘇聯不同意反對派關於撤換一批領導幹部的核心主張。蘇聯還表明瞭不干預朝鮮勞動黨內部事務的基本立場，這更讓金日成感到放心。
8月30∼31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第三個發言的是延安派幹部、貿易相尹公欽，他以「憤怒的揭髮式語調」批評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尹的發言被多次打斷，並淹沒在一片反對聲中，二號人物崔庸健甚至站起來大罵，會場一度陷入混亂。崔昌益起身想發言，為尹公欽辯護，但沒有得到講話機會。面對如此局面，中午休會的時候，尹公欽與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建材局長李弼奎悄悄離開會場，潛往中國。
在以後的會議中，除崔昌益、樸昌玉表示贊同尹公欽的意見，幾乎所有的發言都指責這種「反革命和反黨」言論，並對上述幾人的「錯誤」或「罪行」展開了猛烈抨擊，崔昌益被說成是 反黨集團的首領和思想家。第二天的會議做出決議：開除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四人的黨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職務，解除樸昌玉內閣副首相和中央委員的職務，上述問題均移交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審查。不久， 樸昌玉被迫到東海岸一個小型鋸木廠去當廠長，而崔昌益則被任命去負責一個養豬場的工作。會後，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強力清洗之中，呈現在全體黨員群眾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滿的人策劃了宮廷政變式的嚴重密謀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蘇聯使館，崔庸健到中國使館，分別通報了全會情況和所做決議。
毛澤東的態度
9月3日，朝鮮政府正式向中國外交部通報，有4名朝鮮公民在安東地區越過朝鮮邊境並被中國邊防軍截獲，請求中國政府將上述人等遣返回國。喬曉光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當場答覆：這些人並非普通越境者，強制性將其遣返是不可能的。
9月1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與蘇共代表團商談了處理朝鮮問題的意見。毛在談話中對朝鮮許多同志無辜被捕、開除、撤職的做法極為不滿，並直接指出，金日成還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毛提出，中蘇兩黨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毛說：「我們要對金日成說，我們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幫助你，但是你必須改正錯誤。」
米高揚和彭德懷等人到達平壤後，首先找金日成單獨談話，經過兩次深談，金日成原則上接受了中蘇兩黨的意見。9月2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做出決議，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於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樸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米高揚回到中國後表示任務已經完成，但毛指出：「問題並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果然在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後，金日成不僅沒有執行與米高揚、彭德懷達成的協議，反而繼續對 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 迫害，以致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
1957年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漸擴大。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中共不得不對朝鮮採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針。在這樣的背景下，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與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在會談中強調朝鮮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並向毛詳細講述了「八月事件」陰謀顛覆朝鮮政權的性質，取得了毛的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