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策劃武裝政變和死亡，對毛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擊。一九七０年十一月，毛將我從黑龍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從此他就沒有完全恢復。毛的體質上有了驚人的變化。在林彪的黨羽陸續被逮捕，毛的安全確定後，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時那樣，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憂鬱。毛話變得少了，無精打采，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步履遲緩，站起來的時候背駝得明顯，睡眠更加紊亂。
長期以來，他的血壓保持在高壓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壓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這時，偶而高壓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壓則為一百。兩個小腿和兩腳都有輕度浮腫，在足處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濃痰不斷。胸部聽上去，滿是雜音。肺部顯然有反覆感染。痰培養沒有特殊的致病細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類。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為減低，對正常人不會致病的菌類，在毛的肺上卻引起了感染。心臟雖然沒有雜音，但是有時有心律不齊。
我建議毛做一次全面體格檢查，至少照一次胸部愛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電圖。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議，服用人參，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說，他不相信中醫。
但是肺部的反覆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話，會越形嚴重，而且能引發心力衰竭。我向毛說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設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說，他不願意打針，只同意口服抗炎藥。於是開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厲害時吃，稍一減輕就又停止。這種辦法無異於鍛練細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況越來越虛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總理範文同到北京訪問。毛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範，電視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態。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毛走路那麼困難，兩條腿像是兩條木棍子似的在挪動。
毛在床上抑鬱終日，此時又在構想新的政治戰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許多高階官員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鬥。但真正思謀叛變的人竟是毛最親密的戰友──林彪。許多領導人早對毛髮出警告，他們認為林不適合做接班人。他們曾大力反對林提出的對毛的極端個人崇拜，及其所主張的軍隊革命化和滿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號。毛在床上輾轉了四個月，他決心要那些被他批鬥的老同志回到他身邊。
毛計畫讓大部分的老幹部復職。陳毅元帥的追悼會是毛髮出的第一個信號。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前外交部部長陳毅因結腸癌去世。陳毅直言敢諫。他曾痛陳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紅衛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錯誤領導。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師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對江青及文革小組等提出強烈批評，不滿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二月十七日，譚震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他當年不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該加入紅軍，不該在一九三０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崗山。林彪將這信轉給了毛，上加批說「譚震林最近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讀過信後，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這些人，指責他們搞復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藉機鼓動「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大規模地批整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並頭會取代。這一事件被文革小組稱為「二月逆流」。
陳毅在那時被迫離職。一九七二年陳毅去世時，仍未平反。陳毅在一九六八年後蹲點勞動，下放石家莊，一九七０年中央同意陳回北京治療癌症。
追悼會在一月十日下午三時在北京西郊八寶山殯儀館舉行。毛可以不出席。原定由周恩來主祭，葉劍英元師致悼詞。葉劍英送來有關追悼會的文件，請毛審閱。毛看過後，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勾掉，這等過是讓陳平反。
到下午一點多鐘，毛睡醒覺，突然決定參加追悼會，而且立刻就走。他的這一突然決定，使我們措手不及。
他那時光著身子，只穿了件睡衣就走。我向他說外面很冷，要穿好衣服，他並不考慮。只好用一件大衣穿在睡衣外，戴上帽子。我們陪他上車，往八寶山去。汪東興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明這一突然變化，並且叫楊德中立即趕去八寶山設法解決取暖問題。
到了八寶山公墓的休息室，除陳毅的夫人張茜和她的四個孩子在另外一個休息室外，別的人都沒有來。毛讓張茜和她的孩子們到他這裡來。
張茜進來以後，毛的服務員將毛從沙發上扶起來，迎上去。張疾步前趨。毛拉住張的兩隻手。
張滿臉淚痕，向毛問好。
毛擠著眼睛，咧開了嘴，說：「陳毅是一個好同志啊。」
這時周恩來、葉劍英、朱德等人紛紛趕到了。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噓起來，整個休息室充滿了抽噎聲。
但是我沒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淚，儘管毛又嚎了幾聲。我常想，毛是極善於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員，他可以成為一位名演員。他能夠在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響對方情緒的表情變化。
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也來參加追悼會。毛同西哈努克握手，向西哈努克說：「我的親密戰友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坐了一架飛機要到蘇聯去，可是在蒙古的溫都而汗摔死了。」接著又說：「我的這位親密戰友就是林彪，他反對我。陳毅支持我。」
毛又說到陳毅是反對林彪、陳迫達和王力、關鋒、戚本禹。由於毛的這番講話，將「二月逆流」完全反過來，也給一些高級幹部的解放鋪平了道路。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陳毅的追悼會後，前代參謀總長楊成武、前空軍政委余立金和前北京警備司令傅崇碧三人隨即平反。林彪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召見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各軍兵種、駐京各軍事院校、北京軍區部隊所屬各單位團以上幹部，共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宣布撤銷揚、余、傅的職務，並將余立金逮捕法辦。毛說：「揚、余、傅都要翻案。這些人的問題，都是林彪搞的。」
毛還讓汪東興向揚成武轉達了他的話說：「楊成武，我瞭解，‘楊、余、傅’事件搞錯了。」
羅瑞卿（譯註：羅於一九六六年上海會議被批鬥後，曾跳樓自殺，所幸只是左腿骨折）亦平反。毛說：「林彪說羅瑞卿搞突然襲擊。林彪對羅瑞卿還不是搞突然襲擊。在上海，是我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有許多問題我聽了一面之詞，做的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評。」
可以這樣說，林彪事件的發生，促使毛回頭看看這些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幹部。在毛的「幹部政策」指揮下，周恩來奉命使大部分老幹部恢復工作。由此可見，雖然他口頭上並沒有承認，但是在客觀上，他的這個行動卻在某種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