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大學的專家學者曾經對滇池流域做過一次生態經濟學評估，就是把滇池流域的生態環境破壞加以貨幣化，然後再跟本流域GDP即生產總值進行比較，其結果是經濟增長不如環境破壞，我們的一切經濟活動，換來的是大虧本。
這次生態經濟學評估是2002年的事情，10年過去了，並沒有引起有關當局的重視，滇池的情況每況愈下，越來越令人不堪忍受。一言以蔽之，就是這種警報並沒有喚醒當政者，事情只能按照後極權社會的規律從災難走向毀滅。
進入世紀之初，國家環保局的潘岳先生提出「綠色GDP」，就是想把生態環境損失計入成本，算算總帳。當時我就發表了一番悲觀主義的評價，對潘岳先生的「綠色GDP」「支持但不看好，也只能是說說而已吧。那些匪盜們是絕不允許將他們一夜暴富之秘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的。」
果不其然，「綠色GDP」遭到官商合力阻擊，潘岳們又推出一個「綠色信貸」，據說是打算卡住污染大戶的資金來源，叫他們斷了糧草。我又作了一個預言：「‘綠色信貸’之命運不會比‘綠色GDP’好上半分。只要銀行還是官家的，只要管銀子的還是人，只要斬不斷權錢交易的黑道，就絕對斷不了污染大戶的糧草！白紙黑字，話說出來擱這兒，兩年後驗收。」一切都不幸而言中。
這種預言不需要特異功能，完全是常識。現在怎樣？那個意氣風發的潘岳還講話嗎？
比潘岳和雲南大學的學者們更早的是曲格平，至少在九十年代中葉，時任全國人大環保委員會主任的曲格平先生就指出，那種不惜以犧牲環境爲代價的「高速增長」其實來源於一種過時的發展觀。
「這一發展觀表現爲對國民生產總值丶對高速增長目標的熱烈追求。這種發展觀認爲，國民生產總值高的國家就是經濟強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迅速的國家就是經濟上取得很大進步的國家，因此，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就成了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動力。這種單純片面追求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發展戰略所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是：環境急劇惡化，資源日趨短缺，人民的實際福利水平下降，發展最終難以持續而陷入困境。」
他指出一個已經被普遍認識到的統計黑洞：「在現行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標中，既沒有反映自然資源和環境質量這兩種重要價值的喪失程度，也沒有揭示一個國家爲經濟發展所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事情並非到此爲止，「相反，環境越是污染，資源消耗得越快，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也就愈加迅速」，因爲環境惡化所帶來的醫療保健事業發展，污染引起的腐蝕使耐用品加快更新，治理污染的費用和環保企業的發展，不僅沒有合理地從國民生產總值中扣除，反而累計其中，——減號變成加號——使這個總產值更加膨脹，造成一種虛假的繁榮。——稍微進行一番回顧，就可以看出中國的生態環境災難之根源，並不是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沒有發現，沒有提出自救的方案，而是沒人理睬，讓那些熱愛祖國山河百姓的多少帶有先知色彩的精英人士自覺無趣，無疾而終。他們的呼喊，很快就被死亡一般的沉寂所吞噬。
為什麽中國會產生世界上最瘋狂的GDP崇拜？因為經濟增長速度已成爲政權合法性以及官員暴富的主要源泉。
說到底，我們所遭遇的環境災難並非一個一般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和刑事犯罪問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近年來環境災難愈演愈烈，引發了大量群體抗議事件，政權合法性反而受到重創。那麽，GDP崇拜還有什麽真正的理由呢？只剩下一個，那就是官商勾結的大搶劫。
2012年10月4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