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清晨，著名法國文學翻譯家、教授，一位具有國際聲譽的民國翻譯家鄭永慧，走完了與法文相伴一生的翻譯道路，於北京逝世，享年94歲。
鄭永慧在半個多世紀的翻譯生涯中，翻譯出版了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大仲馬等十多位法國知名作家、詩人、哲學家的著作，留下了40餘本共600餘萬字的譯本。著名翻譯家柳鳴九曾譽其成就：「與傅雷相當。」
中國近界現代翻譯，經歷了從「善譯」，到「信、達、雅」，再到「寧信而不順」等種種理論上的進化和爭議。在此種學術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民國翻譯家，多數已經謝世。鄭永慧的去世，不僅是一代翻譯巨匠的隕落，也標誌著那個以「強國」為翻譯宗旨的時代漸行漸遠。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的翻譯史幾乎和它的文明史一樣長。遠的不說，考古發現已經證明了，至少遠在周代開始，我們的祖先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將政令書寫成各種文字，供不同封國、部落的首領們閱讀。只不過那時候，尚無現代意義的「語言」這一說，不同的只是文字的寫法和讀法而已。
從遠古到明清的翻譯史
從西漢開始，僧人開始系統地翻譯佛經。特別是從東漢至隋唐，一直到北宋年間，佛經的翻譯一直沿著官方（朝廷）和民間（寺廟）這兩條線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經過千餘年的積澱和洗滌，誕生了三位佛經翻譯的高手，史稱「譯經三大家」：鳩摩羅什、真諦、玄奘。
隨後，基督教在明末清初隨著傳教士來到了中國。這一時期，朝廷的官員成了翻譯家。較為著名的有徐光啟，是中國第一個翻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人。同時代的李之藻，與徐光啟齊名，獲得了「曉暢兵法，精於泰西之學」的評價。嚴格來講，這些人都不是職業翻譯家，他們只是精通外文的儒家弟子，翻譯更多隻是為了介紹外國的學問，僅供天朝子民參考。
真正讓翻譯的目的得到升華，從非主流的「雜學」轉變為具有較高學術、政治目的的行為的，還是從鴉片戰爭之後以至「五四」這一段時期。由此，從西方先進知識開始，各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學、政治制度，乃至於文學著作，經一批民國翻譯家之手，陸續進入中國，開拓了朦昧的民智。
為強國而譯書
為中國近代翻譯建立理論基礎的，首推清末人馬建忠，他較早從理論上闡述了翻譯中的若干問題。首先，關於翻譯的重要性，他說：「余也蒿目時艱，竊謂中國急宜創設翻譯書院，爰不惜筆墨，既縷陳譯書之難易得失於右，復將書院條目與書院課程臚陳於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見而心許，採擇而行之，則中國幸甚。」
其次，馬建忠清醒認識到了當時翻譯界的弊端，所謂「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此外，還對翻譯書院的宗旨、學習內容、選拔學員條件、聘請師資標淮和譯書重點均做了說明。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提出了「善譯」的翻譯標準，他說：「一書到手，經營反覆、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彷彿其語氣，然後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髮出入於其間，夫而後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
真正用簡單而有力的口號，將翻譯和國家聯繫起來的是梁啟超。1897年，梁啟超在《論譯書》中說：「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全面學習西方的想法暴露無遺。次年（1898年），梁啟超又撰《譯印政治小說序》，明確提出「特採外國名儒撰述，而有關切於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事實證明，甲午戰爭之後，特別是進入20世紀後，翻譯文學作品逐漸增多，而且呈直線上升的趨勢，中國近代翻譯文學進入發展期。
馬、梁二人為中國的近代翻譯建立了理論和政治基礎，而嚴復，則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為中國的近代翻譯指明了「信、達、雅」的原則和標準。「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才，文字典雅。這條著名的「三字經」對後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很大，民國時期的譯者將其奉為圭臬，其影響綿延至今。
不懂外文的「譯界之王」
對中國近代翻譯史稍微有所瞭解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林紓。他的其人，連同他的翻譯，用「空前絕後」來形容應該是最恰當不過的了。這是中國翻譯史上唯一的一朵奇葩，以後再也不可能有了。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1852年出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他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其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和每個中國舊式文人一樣，林紓渴望走上科舉的道路。不過，已過而立之年的他，七次上京參加會試卻無一中的，屢戰屢敗之後心灰意冷，林紓絕意於仕途，從此專心致志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林紓翻譯小說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其實，林紓走上翻譯之路十分湊巧。當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妻子又接著病故，為幫助林紓走出消沉，幾位朋友邀他一起譯書。再三推托不成後，林紓最終接受了這一請求。不料，牛刀小試卻一戰成名，林紓從此沿著翻譯的道路走了下去。
林紓譯文有其獨自的特色和成功之處。如所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接著，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餘種。至此，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鬥，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令人驚訝的是，這位譯著等身的翻譯家，居然不懂外文！林紓從小受桐城派影響很深，古文被認為「文字所出，有不可磨滅之光氣」。不過，他從沒學過外文。每次翻譯，他總是找一名會外語的朋友，拿著原本口譯，他聽過之後，隨手將譯文寫在紙上，速度非常快，「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這也是他被稱為「譯界之王」的原因，同時也讓他成為了空前絕後的翻譯家。
「寧信而不順」
多數人知道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寫得好，不過，很少有人知道，魯迅也是一位譯著頗豐的翻譯家。他的翻譯觀，從早期跟隨晚清風尚以意譯為主，到後期追求直譯、反對歸化，圍繞的始終是「信」和「順」的問題。他倡導的「寧信而不順」的硬譯觀在中國文壇上曾經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魯迅翻譯的代表作是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書中周氏兄弟將翻譯重點放在二十世紀初的短篇小說上，以一種新的文學眼光來審視整個翻譯文學界。
在《域外小說集》的翻譯過程中，魯迅認識到，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則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是保存著原作的丰姿。前者魯迅稱為「順」，後者稱為「信」。為扭轉從林紓開始的為求文采任意增刪原文的情況，魯迅越來越開始傾向於主張直譯，提出了「寧信而不順」的規定，意為在信和順不能兩全時，寧可譯文不順也要忠實於原文，決不欺騙讀者。
從實質上來講，「寧信而不順」就是要使原文的內容、風格、筆鋒、韻味在譯文中得以再現。魯迅認為，直譯的目的是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他認為，不能完全中國化譯本，因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
應該說，魯迅的這一主張和當時主流的翻譯理論之間有不小的差別。特別是，魯迅認為「信」較難達到的一個原因是中文語法的不嚴謹，讓很多人不能接受。不過，「寧信而不順」不應當被看做一種翻譯標準或技巧。它與其說是對林紓風格的矯枉過正，不如說是魯迅提出的一種理想化的文化主張，與魯迅「拿來主義」的思想是一致的。
翻譯與創作並舉的女翻譯家
進入到近現代，活躍著一名女性翻譯家。她不僅翻譯外文著作，還自己寫小說、散文，創作話劇，堪稱「翻譯與創作並舉」。並且，這種創作特點還深入到了她的翻譯風格中，以更風格化的語言翻譯作品。她就是著名學者錢鍾書的夫人，楊絳。
20世紀40年代末期，楊絳的興趣轉向了翻譯。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楊絳翻譯的《1939年以來英國的散文作品》，成為楊絳最早期的翻譯作品。她的翻譯代表作為《堂吉訶德》，於1961年開始翻譯。當時，楊絳開始自學西班牙語，並通讀了當時影響比較大的西班牙文學史以及《堂吉訶德》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後，她開始翻譯這本著作。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楊絳譯的《堂吉訶德》，這是中國直接從西班牙語翻譯的第一個譯本。
由於自己有大量的創作經驗，楊絳的譯文非常注意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度，逐漸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譯風格。而且，她還認為，讀者對譯本的要求，不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他們也不希望譯文與本國語言差別太大。因此，楊絳的譯文幽默詼諧，十分注重描摹細節。
如她曾經舉出了《堂吉訶德》中一句話的三種譯法。第一種譯法：杜爾西內婭在這個世界上會更幸福更有名，因為曾受到您的稱讚比了世界上最雄辯者所能給她的一切稱讚。第二種譯法：您對杜爾西內婭的稱讚，蓋過了旁人對她的稱讚，能為她造福揚名。第三種譯法：杜爾西內婭有您的稱讚，就會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別人怎麼樣兒極口讚譽，也抵不過您這幾句話的份量。
楊絳認為，第一種翻譯按原文直譯，語序和標點都嚴格遵循原文，但不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第二種譯法雖然將長句斷開，並且顛倒次序，但並沒有準確表達原文意思。只有第三種譯法，彌補了前兩者的缺陷。雖然也不是完全忠於原文順序，但最忠實原義，且通順暢達。可見，借鑒了自己的創作經驗，楊絳的翻譯更游刃有餘，譯文充滿了人文色彩。
「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提到中國近現代翻譯史或者民國的翻譯家，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輕一點的讀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過《傅雷家書》，這部感動了數百萬中國人的書信集其實和翻譯沒多大關係。說到傅雷的翻譯成就，作為法文翻譯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譯了33部共600萬字的作品，他讓中國人認識了羅曼羅蘭、伏爾泰、杜哈曼、梅裡美等人物。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當代翻譯家羅國林在談到傅雷時講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歡的作品，當然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因為這本書先出了中譯本之後又出了修改本，應該是他最好的作品了。從書的內容看，他翻譯講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雖然傅雷關於翻譯的理論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觀點，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傅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這點，可以說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譯家許鈞也認為，「傅雷的譯文不僅譯出了作品的文字，還譯出了作品的生命。」
舉個例子，在《約翰·克里斯朵夫》當中有一句話，原文是「他自己感覺是個被誤認的天才」，傅雷把這句話翻譯成「他自己感覺懷才不遇」，這就沒有硬要按照原文來譯，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語。曾經有人看過後，認為傅雷沒有完全忠實於原文，意思有細微的改變。但拘泥於原文的譯文是沒有生命的文字，用中文的成語恰當地對原文進行潤濕，往往會讓譯文更加神似。
另外，傅雷在翻譯中還講究用字不重複。比如在原著中兩次出現表示「難過」的法語單詞，他卻在譯文中用「悲哀」和「蒼涼」來區分。法語中對「難過」不像中文分得這麼細，但傅雷通過自己仔細的閱讀和精心的體會，準確體現了兩種心情的差異。什麼心情用什麼字，很有講究。
傅雷之於中國翻譯史的意義，在於他將整個法文的翻譯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他的翻譯質與量並重，至今無人能夠代替。今天，也許有人會說有的譯本在某些細節的翻譯上，在準確程度上超過了傅雷譯本。但論綜合成就，論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現，仍然沒有任何人成就超過了傅雷。
比肩傅雷
今天，翻譯界早已將鄭永慧視作法文翻譯的大家，是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翻譯的泰鬥，其成就可與傅雷比肩。但何曾想到，60多年前，鄭永慧的翻譯，還因為有傅雷這顆珠玉在前，受到了不少出版社的冷落。
鄭永慧出生於1918年，祖籍廣東香山，生於越南海防。1942年，鄭永慧在上海震旦大學法學院法律系畢業，歷任助教、講師。鄭永慧其實是一個筆名，他原名鄭永泰，取「永慧」之名，是為了感激妻子。鄭永慧之子鄭若麟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父親往往每天要譯至深夜，母親總是在旁服侍，還做宵夜慰勞。父親為感激妻子，特取母親鄧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組成譯名「鄭永慧」。
這個不是文學專業畢業的學生，卻對法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翻譯法國文學作品。他翻譯的第一本書是巴爾扎克的《蘇城舞會》、《貓打球商店》和《錢袋》三部全集。
不過，由於傅雷也在翻譯巴爾扎克，當時國內的巴爾扎克譯本幾乎全是傅雷版。事實上，就在鄭永慧完成上述三部巴爾扎克譯稿後，出版社卻不敢出版。原因是當時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很受讀者歡迎，儘管這三部小說傅雷尚未翻譯，但出版社卻也不敢出版鄭永慧的譯本，怕引起傅雷不安。不過，時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的李採臣欣賞鄭永慧的譯文，將其推薦給了國際文化服務社，鄭永慧的譯本才得以出版。從此，他就走上了翻譯之路。
隨著翻譯作品越來越多，鄭永慧被認為翻譯成就比肩傅雷。他逐漸意識到，法文翻譯要做到「信」很不容易。一次在翻譯《高龍巴》時，鄭永慧發現傅雷的舊譯本中，由於理解錯誤和自以為是的發揮性註解而「任意刪削」的錯誤達到幾十處。鄭永慧糾正了這些錯誤，並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世界文學》上。在文章結尾，他說：「由此可見，翻譯要做到絕對的‘信’，是何等困難。傅雷尚且如此，遑論我輩！在翻譯上從來沒有捷徑，只有多一分謙虛謹慎，才能少一分失誤。」
鄭永慧一生共翻譯40餘部共600多萬字的法文作品。法語翻譯家余中先對鄭永慧有這樣的評價：「我曾翻譯過梅裡美和羅伯·格裡耶的作品，但這些東西之前都已經由鄭先生翻譯過了，所以仔細研究了他的譯作，他最大的特點就是非常忠實於原著。」
夫妻一起，翻譯《紅樓夢》
在中國的民國翻譯家中，有這麼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後趕赴國難毅然回國入川。同他一起回國的，竟然有一位英國太太。兩人在英國相識，因對中國傳統文學共同的愛而結緣，最後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他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
楊憲益出生於貴族世家。他的祖父當過淮安知府，八個兒子都留學國外。楊憲益的父親留學歸來後，成為了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是當時中國最傑出的金融家之一。進入私塾後，楊憲益每次考試，都考第二，從不考第一。老師說，你稍微讀一讀書就會考第一了。楊憲益卻認為，考第二還是第一都沒什麼區別，能多看書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於這種性格，楊憲益的譯文既不失嚴謹又生動活潑，這種風格最適合翻譯中國明清小說。
楊憲益的愛人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學。戴乃迭，1919年生於北京一個傳教士家庭。7歲時返回英國，進入教會學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後轉攻中國傳統文學。楊憲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興趣相投，逐漸走到了一起。當他們決心結婚之時，戴乃迭的母親激烈反對，但這並未能阻止兩顆熱戀的心。
楊憲益在翻譯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上文所述的翻譯家都是外文翻譯成中文，而楊憲益的成就，則是將中文向國際輸出。他選擇了《紅樓夢》，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譯」的小說。
翻譯《紅樓夢》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因為曹雪芹在原著中採用了大量的比喻、隱喻、象徵等修辭手法，一個中文環境長大的人都不見得能夠懂得全部的意思，何況翻譯給外國人看了。當時，流傳甚廣的《紅樓夢》譯本是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
總的來講，楊憲益的翻譯風格是充分還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實於原文。對於《紅樓夢》中的很多雙關語，楊憲益採取了直譯，然後註釋的方法。如對「王仁」這個人名的翻譯，中文讀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楊憲益譯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則僅僅翻成Wang Ren。對於書名的處理，楊譯本直譯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譯本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後者避開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紅樓」的意象，換為「石頭」，是一種妥協。
楊憲益的才華，他與英國夫人的合作，讓世界上更多人瞭解了中國文化。他在牛津的師兄錢鍾書則認為，楊憲益是當時在牛津為數不多的十幾個中國人中，「唯一還可以談一談的」。時至今日，楊憲益和戴乃迭的《紅樓夢》譯本，仍是西方學者瞭解該書最重要的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