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總量世界第二，經濟增長速度全球一枝獨秀，大城市高樓林立霓虹閃爍，高鐵速度每小時300公里，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大手筆令世人瞠目，衛星、太空梭上天讓人仰望星空 這是一日千里的中國，這是日新月異的中國，這是追趕世界一流的中國。
然而，彷彿有一隻無形但超強有力的大手，緊緊地拽住了我們的靈魂，逼著我們疲於奔命你追我趕，失魂落魄跌跌撞撞。為了逃離苦海先達升天，許多人都在不擇手段不顧一切，於是又陷入「追趕的悖論」：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陷阱。我們正在「互害型社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賣假奶粉的絕不會給兒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證不吃我的毒白菜嗎？賣假酒的能保證不吃毒肉嗎？養雞賣飼料的能保證不喝假酒嗎？我能保證我不吃假藥嗎？你覺得你佔了便宜，我覺得我佔了便宜，最後大家同歸於盡。」
環境惡化、物價上漲、競爭加劇、安全隱憂、人際關係複雜 焦慮正如影隨形、冒失鬼一樣闖入人們的生活。有人說我們已經進入「公民焦慮時代」。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機構通過對1000戶城市家庭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快樂正悄然地離我們遠去，而焦慮已成為現代人的心理病
與其說「全民焦慮症」是一種個人的心理病，莫如說它是一種社會病。多數人的焦慮，其實是在環境壓力下被動處於「被焦慮」狀態。工資常年不見漲，但出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一天一個價；至於住房、醫療、教育價格，更是如火箭上天一鶴衝天。乃至於作為社會中層的白領一族，也不得不借用美國蘋果產品iPod，把自己自嘲為「iPod一族」：即沒有財務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稅負較重（overtaxed）和高債務（debt-ridden）。
巨額稅務和債務都由百姓一肩挑，想不焦慮都難。據中央財大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測算，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為8.3萬億元，2011年前8個月同比增長30.9%。即使後4個月財政收入同比零增長，全年財政收入也將超過了10萬億元。假定我國有13億人口的話，相當於從每人每年身上收了7600多元。
其實政府還有土地、國企、收費、罰款等收入（其中一部分根本無賬可查），將近與財政收入持平。這樣一算全國人均稅負（包括老人小孩）可能超過1.5萬元。想一想全國人民有多少人收入達到一萬五，就知道國人稅負是不是真高。有人算了一筆八九不離十的賬：月收入1萬，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剩6200元如果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28%各種雜稅=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養政府。而且你無權過問。
杭州逾八成債務償還依賴土地收入，海南省政府性債務餘額共計952.92億元，總債務率為93.18%。與甘肅政府債務率高達141%相比，海南還不算什麼。14萬億元的地方債，還有數以萬億計的基礎設施債務，最後還不都得由百姓背？
地方債除了依賴地價上漲，地方政府還有什麼依靠？所以你還指望房價進入下行拐點嗎？
投資型政府，收再多的稅費、借再多的債也是不夠用的。而且不論「蛋糕」做多大，基本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失業、養老）欠債也總是還不上的。
2011年9月15日，央行發布今年第3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72%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較上季增加3.8個百分點。居民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依然強烈，預測下季物價上漲的居民比例為49.6%，較上季度提高4.1 個百分點。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仍不樂觀。報告顯示，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54.3%，較上季回落1個百分點。
2011年9月13日《人民日報》比較了北京和紐約兩個國際大都市的商品價格，北京比紐約貴的商品：普通Levi's牛仔褲，北京售價699 899元人民幣，紐約售價在70 90美元（約合人民幣455 585元，按1美元=6.4元人民幣折算）；耐克運動鞋北京300 2000元，紐約288 832元；低配蘋果筆記本電腦北京7698元，紐約6394元。北京比紐約便宜的商品和服務：男生剪髮（人/次）北京10 30元，紐約128 256元；家政服務（每小時）北京15 30元，紐約128 192元；公交車（人/次）北京1 4元，紐約14元；租車（每天）北京100 400元，紐約512元；肯德基標準套餐，北京15 30元，紐約38 51元；房租，北京CBD附近一居，3000 6000元（每月），紐約6000 16000元。豬肉牛肉雞肉價格相當。
這是價格的直接比較，北京最便宜的男生理髮價格是紐約的十三分之一。但若考慮相對購買力，北京的物價就全線超出紐約，因為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的35倍。也就是說，北京最便宜的理髮服務，也是紐約的2.7倍！最貴的，則是紐約的84倍（耐克鞋：2000÷832×35=84）！
考慮物價壓力的時候，同時還得考慮社會保障水平。今年，美國因經濟復甦無力，失業現象加重，貧困線以下的美國人數創下了50多年來的最高記錄。據報導，負責「營養補充援助計畫（SNAP）」的美國農業部近日發布報告稱，將近4600萬即七分之一美國民眾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券購買食物。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以獲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標準的130%。
即使一個人收入處在貧困線 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幣5870元，在中國是交納個人所得稅的中堅力量，是社科院和國家統計局共同認定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標準「日均消費低於一美元屬於絕對貧困」計算，中國貧困人口為1.5億，遠遠高於我國貧困線（人均年收入1196元）劃定的4300多萬人口。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09年這一標準為1196元，24年來增長約五倍；同期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3萬億元，增長42倍。
據悉，美國政府將外債總額的60%用於了改善民生和教育發展。我們現在的各地方政府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還在熱衷於投資。兩者的最大區別在於：花別人錢辦自己事的行政投資會導致只計投入不計產出的「過度投資」，直接「哄抬物價」（虛報價格）、拉大兩極分化，間接侵害公民權利、助長貨幣增發和通脹。比如按現有全鐵路營利，一萬年也還不了1.8萬億元的高鐵欠債。
人們焦慮物價，也焦慮安全。耗費巨資的高科技的高鐵尚且不能保證安全，各種價格低廉的食品自然更令人憂心。人們為了追求更安全的食品、更安全的交通和服務，必須不斷地努力打拼。多數人勤勞而不富有，「超載」就成為時代的基本特徵：物流業不超載不賺錢；個人不超載也不賺錢。從環境到個人，全社會超載和透支，又迎來更大的風險，導致上層逃離中層墜落底層淪陷。此情何以堪？
物價令人焦慮，安全令人焦慮，人際關係同樣令人焦慮。盧俊卿和他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以無數與政要名人的合影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合影經濟」。與退居二線的官員合影，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見權力對經濟的滲透，已到了何種驚人程度。
我們說心病還需心藥醫，告別焦慮，需要自我調節和社會減壓。但當前的「全民社會焦慮症」乃是一種社會病，只能從改良社會入手，構建構建和諧、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據專家分析，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基尼係數逼近0.5，超過0.4的紅線。這種不公正的財富分配亟待改變。
改變收入分配結構，路徑絕非在於強化行政分配的力量，財政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都只是補充和微調手段，根本的要從一次分配入手，創造更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什麼多數人收入很低，物價卻那麼高？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投資型政府極大地推高了物價。政府採購，不論是產品、服務還是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都存在「哄抬物價」的可能，尤其是在一些所謂「創新」領域，價格更沒有市場比對。
政府回歸守夜人角色，大幅度減稅以讓民生休養生息；大幅度減少政府投資以減輕通脹壓力、減少利益集團尋租和減緩兩極分化步伐，讓政府徹底回歸社會保障和促進公平正義的職能，市場的還給市場，政府的還給政府，將是極大地改變社會焦慮狀態的關鍵。幾千年中國一直未解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是官商和市場的矛盾。這三十多年，又出了個投資型政府和百姓要服務的矛盾。這三大矛盾，是當前一切矛盾總根源。投資型政府一定會與民爭利，「發展為民眾」一定會變成「發展掠奪民眾」，最後結果就是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國強民弱。這是其中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