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的堵車、排隊和各處旅遊名勝的人滿為患還歷歷在目，不可否認，這種全民集中度假的「黃金週」對消費增長起到爆髮式的拉動，很多旅遊景區的營業收入在假期期間都呈現出兩位數的增長。
但與這曇花一現的「繁榮」先比，「萬達廣場面臨的三大問題」所傳遞的消費信息可能更為真實。10月8日，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其商業年會上總結目前萬達廣場面臨的三大問題：客流增長在下降，單個顧客的消費量在下降，商家開店的計畫在調整，大幅度下降。作為大、中城市地標性商業消費區的萬達商業城所呈現的「三個下降」只是我們經濟滑坡的三個表徵，消費的下降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社會總需求不足直接導致經濟趨緩。
究竟什麼原因影響了我們消費的增長？如果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中國居民收入過低，導致消費增長對經濟的貢獻過低。
如何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如何進行國民收入改革？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傑教授為我們剖析了最近討論中的五個要點。
五個要點，五條對症下藥的辦法。
（1）調整國家財政收入與居民個人收入的關係，調整重點是提高居民個人收入。近十年，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增長速度一直維持在20%左右，兩倍於GDP增長；而個人收入一直在6%左右。2011年稅收突破了10萬億，現在一年的增長就達1萬億，而十年前我們的稅收一共只有1萬億。大量財富被中央政府分割，導致居民收入偏低。
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國家很有錢一出手都「無與倫比」。2012年國際奧委會評價倫敦奧運會是「高興而自由的奧運會」，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評價是「無與倫比」。同樣對廣東亞運會的評價也是「無與倫比」。2008年5月份發生汶川大地震，8月份北京奧運會，9月份發射神七，我們多處地方都彰顯的「無與倫比」讓聯合國把中國的會費繳納和國際救災都按發達國家標准予以計算。以致於魏傑教授在參加若干國際會議交流的時候，總會面臨「中國到底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質疑」。他笑稱「中國前30年主要是解決國富的問題，後30年則是要解決民富的問題」。
而解決民富的辦法是向居民減稅、退稅、提高個稅起征點。要改革稅制，要以間接稅為主轉為直接稅為主，這是未來的改革方向，減輕個人和企業的稅收負擔。評價稅負重不重只有一個指標，宏觀稅負（稅負增長速度和GDP增長的比例），我們目前稅負增長20%是GDP增長的兩倍。區別於國外預算式收稅方式，中國稅負是跟隨經濟增長而徵收的，沒有底線，伴隨經濟增長而持續上升。
解決民富的第二個辦法是財政支出上加大對民生的支出，加大民生的支出就等於老百姓的支出減少。過去我們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民生支出太低，目前英、法、美每年的用於民生支出佔財政收入60%多。2015年，十二五規劃結束的時候，用於民生的支出將要達到45%，每年提高3%左右。
（2）調整企業利潤和勞動收入的關係。近幾年，利潤增長的速度遠遠高於勞動收入的增長，但有一個悖論是中小企業普遍不認可這個判斷。而現實狀況也是中小企業的利潤很薄，溫州、義烏的企業家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央企壟斷了大部分利潤，他們的經營狀況越好，中小企業就越差。利潤總量增長很快，這其中是央企增長快，不代表中小企業利潤增長也快。
要提高中小企業勞動收入，就必須減稅。這個爭論形成一個新概念，結構性減稅。
企業利潤和勞動收入的比例靠什麼來調節？發達國家主要靠三大機構的博弈：工會（勞動收入），僱主協會（利潤），高等法院（代表社會）。我們的情況不同，思路也會不同，一個法律文件《工資條例》正在起草當中，用這個來調節利潤和勞動收入的關係，但涉及初始分配改革，最後能否形成共識的法律文件還有比較大難度。
（3）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這一提高居民收入討論的第三條辦法引發了兩個爭議。
收入主要分為：勞動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人類社會的經驗證明，一個人光靠勞動收入是富裕不起來的，財產性收入應佔有應有比例才可以。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形成的條件，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必須達到一半對一半的程度。中國居民收入的財產收入平均下來目前只有2.8%。
要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面臨的問題是，居民沒有財產，如何提高財產性收入？歸根結底是居民如何擁有財產，一個最快的辦法就是分國有資產，可以先擁有國有資產收益。發達國家是有案例可循的，比如加拿大居民年底會受到政府分配的國有資產收益。比如英國鐵路資產是屬於全民所有，英國沒有鐵道部，只有鐵道監管部，負責鐵路資產的增值保值和安全。管理這部分資產的是競標上崗的資產管理公司，一個非政府法定機構，對國會負責。代表英國人民管理這部分資產，每年要向國會報告，利潤上繳國會，財政部按人頭分給英國每個人。不要現金要車票的居民可以享受車票打8折的優惠。
從分國有資產到享有國有資產收益的討論，到要求央企上繳利潤，直接進入全民社會保障賬戶，相應降低居民對三項或五項保證金的繳納。但2010年12月國務院召集央企討論上繳利潤，結果央企表示沒有利潤。
涉及到利益群體，分割利益的事情就變的很難執行。沒有利潤上繳，就直接分股權吧，央企的股權直接劃給社會保障賬戶持有，一年保障賬戶就可以增加1萬個億的資產，這樣就相當於大幅度降低個人和企業對社保賬戶的繳納。
魏傑教授認為，一段時間熱議的物業稅也涉及到國富和民富的分割。物業稅就是不動產收益，誰持有誰交稅，此稅一開徵，等於在價值增長的時候，這個好處要由國家來享受。而且該稅的開徵，第三方的評估和定價很關鍵，徵收執行難度大，需慎重又慎重，爭論很大，主張房產稅的學界人士越來越少了。而且物業稅出來後，房價不見得一定降。韓國就是先例，房產稅出來房價反而漲了。
（4）提高農民的收入，是討論的最重點。農民收入提高只有一個辦法，大力推動城鄉一體化。這個一體化是三個一體化的統一：城鄉價格一體化，農產品價格和工業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要一致。十年前小麥就是1元1斤，現在還是；一出現通貨膨脹，首先打壓農產品價格。總理曾問農民為什麼不養豬？因為養三頭豬不如打一天工。如果放開豬肉價格，補貼居民吃豬肉，就有人願意養豬了。所有價格都漲，只有農產品不漲，農民如何能富？如果政府不管豬肉價格的話，現在投入養豬所謂綠色食品的人一定會更多。
第二個一體化，城鄉民生享受一體化。農民要和城市居民平等的享受民生支出。農民進城打工只能叫農民工，孩子只能在農村上學。這就出現了兩個現象：一是留守兒童，全國有6500萬之多。已經有報告分析，隔代撫養的孩子從小就有被拋棄的感覺，性格冷漠。「我看了30多所學校，以留守兒童為主的，他們的最大的願望是，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這本來就是最正常的事。孩子放假了到父母打工地，如生死離別似的」。另外一個現象是：跟隨父母進城，但只能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的孩子。迥然不同的生存環境和遭受的歧視，培養的是這些孩子從小就仇視這個城市。2011年北京突然取消1000多個農民工子弟學校令人匪夷所思，還有些出生在大城市的農民工孩子，從來沒有回過老家，在熟悉而陌生的大城市裡不知道該如何定位，這「第二代農民工」的問題能不能解決的好，關係到未來十年的經濟穩定發展。
第三個城鄉一體化，城鄉產權制度一體化。農民產權制度應該和城市一樣，但現狀是農民的房子沒有產權證，既不能抵押也不能買賣，宅基地和房產都是這樣。他們的土地只有征為國有土地的時候，才有產權。但最近農民都搞明白了，「什麼叫大產權和小產權，國家把利益拿走就叫大產權」。有些地方政府征地價格平均1.8萬/畝，而轉手一賣就88萬/畝，這是近期頻現強制征地和農民抗死征地惡性事件的源頭。
（5）提高居民收入的第五條辦法，提高弱勢群體的基本收入。過去的辦法是扶貧，但事實證明越扶越貧。要創造就業和創業機會，就業機會不單是企業的事，企業提供就業機會，政府提供生存機會。生存機會包括廉租房，孩子的教育機會，文化娛樂公共設施的搭建，生存機會的匱乏，就容易產生富士康「15跳」的社會事件。
佛山服務業很發達，但服務價格卻不高，原因在於佛山提供服務的多是貴州的農民。當地政府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便宜的生存機會。魏傑教授調研了當地100家貴州人家，不出現天災人禍，有十年他們就可以在當地安家立業了。「設想一下，如果農民可以帶著土地入股食品企業？不是沒人想到，而是歸根結底還是農民那個土地沒有產權，企業沒辦法登記。但退一步可不可以入股經營權呢？我們需要改變思維體系，從民富的角度考慮，很多事都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