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而經濟改革停滯，而老百姓並未從飛速的經濟發展中獲利。
在胡溫體制交班之際，人們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是胡溫領導下的十年留下的政治遺產。
在國內，一個普遍的看法是這十年是改革停滯的十年。這一結論用來形容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改革並沒有錯。
的確，中國過去的十年中最值得注意到獨特現象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經濟改革的停滯並行。但是，拿這一結論來概括中國過去十年的總體發展恐怕不準確。
在過去十年中，一個同樣重要但是被忽視的變化是中國的政治生態裡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由於這一政治革命，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更為重要的是，盡避這場政治革命的效應還沒有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充分體現，它已對中國現有的專制體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場政治革命已開始威脅中國一黨制的長期生存。
這場政治革命發生在影響政府合法性，可信度和維穩能力的幾個關鍵領域。像其他靜悄悄的革命一樣，這場革命的開端沒有被人注意。但是在現在，中國的政府和社會的精英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這場革命的影響。
危機預兆
在執政的精英中，普遍的體會是「老百姓越來越難管，」「維穩成本高，」和政權危機感。社會各層精英們則日益認識到國家社會關係的緊張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也有另一種政治大變動前特有的一種說不出的預感。
反映這種政治和社會精英共同享有的危機感的一個例子是傳說中國某些高層領導人物最近在閱讀法國貴族出身的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威爾的名作《舊政權與大革命》。這本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名作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經典，一般非專業人士不會感興趣。
如果中共高層確實有人研究托克威爾對大革命的起源的真知灼見，那就說明這些精英已經察覺到中國政治生態的巨大變化和整體性危機的預兆。
道德權威
這場政治革命的重要特點之一是獨立公共道德權威的出現。對一個後極權主義體制（即現有的中國政治體制）來說，這類權威是對政權生存的一個挑戰。
在極權主義時代（即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絕不允許這類權威的出現。在後極權主義時代，共產黨採取了政治吸納的手段（如把社會精英納入人大和政協這樣的組織）使這類精英失去獨立性和公眾道德權威。
但是，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社會中出現了不少高度獨立的公共道德權威。他們遍佈各個領域。在商界，有潘石屹，王石等；在公共知識領域，有於建嶸，茅於軾，吳敬璉；在文學界有章詒和，慕容雪村，余華；在媒體（包括新媒體）有韓寒，李承鵬，胡舒立。他們的事業的成就，政治上的獨立，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個人的道德勇氣使他們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中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一新興力量隨著中國的社會發展不斷壯大。假如中國在今後十年中出現民主轉型，這一勢力將扮演關鍵的作用。
誠信破產
這場革命的另一特徵是政府的誠信的全面破產。當然，專制政權歷來受誠信赤字的困擾。可是，在過去十年中，中國政府的誠信出現了全面大滑坡。普通公眾以對中國政府喪失了基本信任。他們對政府講的話基本上是從反面去理解。
這種誠信破產在中國公眾的日常用語中已體現出來， 如「被增長，」「被自殺「等等。 造成政府誠信破產的原因很多。除了政府官員習慣性說謊之外，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社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由於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和官員腐敗帶來的信任危機。
因為政府在處理這些社會信任危機的具體事件時採取的是欺騙公眾的手段，所以公眾對政府的誠信更加懷疑。顯然，一個喪失公眾信任的政權的治理成本將越來越高，最終不可承受。
這場革命的最後一個特徵是在目前中國組織集體行動的成本大大下降。專制政體得以長期生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其能夠阻止各種不同的反對勢力聯合起來進行集體行動。一旦這一能力退化，甚至消失，專制政權的生存就成了問題。
從形式上來看，目前中國集體行動呈多樣化和高頻率的特點。這類行動包括群體性事件，其他形式的和平抗爭和「網上群體性事件。」 這類事件的爆發頻率在過去十年中以倍數增長。不言而喻，這一趨勢使中國政府的維穩成本大大提高和其威信大大降低。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三個特徵，不難發現信息革命和現代通訊技術的飛躍發展為中國的靜悄悄的政治革命提供了催化和放大的功能。由於信息革命和現代通訊技術已成為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比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很難想像現有政權有勇氣和能力使中國社會回到一個信息封閉的環境中去，中國靜悄悄的政治革命的各個組成部分在今後會發釋出更大能量的相互作用。
假如這一分析成立的話，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人面臨的政治挑戰將是十分嚴峻的。他們將統治的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照搬過去二十年的所謂「後天安門治理模式」（即專制政體下的經濟現代化）將不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