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從重稅走向輕稅，釐清稅費，建立法治稅收體系、喚起經濟活力。
重稅主義消滅市場活力，比重稅主義更可怕的是隨意徵稅，徹底消滅市場的預期。
9月初，《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在溫州有企業5月底接到稅務通知，提前預支增值稅，讓企業「幫幫忙」完成上半年徵稅任務。到7月份，傳出遼寧瀋陽等城市商家白晝閉戶應對檢查的事件，集中檢查、運動式執法使整個事件看上去不是為了打假、提高產品質量，更像對財政不足的可笑彌補。不顧財政部與國稅總局官員防止徵收過頭稅、防止虛增非稅收入的表態，各地「再接再厲」確保完成今年稅收任務的新聞層出不窮，說明稅收隨意性有增無減。
為了按計畫完成稅收指標，征過頭稅或者延期徵稅，從稅收上看，中國似乎沒有經濟週期，每年穩步增長，這種熨平經濟波動率、粉飾太平的事，首先讓稅收失去了溫度計的作用。稅收有任務、按年上升本身就是可笑的，在經濟下行期政府財力不足徵收過頭稅，在經濟上升期則延期徵收以避免次年稅收指標更高，這些常見手段說明瞭稅收的隨意性。
重稅與輕稅指向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重稅的國家政府主導能力強，福利相對較高，而輕稅國家則反之。世界總有黑天鵝，稅收高低與政府主導能力之力的關係並非千篇一律，新加坡是有名的低稅國家，但政府的主導能力並不弱。
中國重稅（雖然一些部門並不承認），政府主導能力極強，但沒有公共財政的重稅，必然導致不公。重稅養活了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知識精英、權貴裙帶等紛紛被吸納到體制內，龐大的、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進入體制內，必然會加劇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這是個不可逆的過程。當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增加時，必然需要更多的體制內的人士，由此加劇重稅、重費現象。沒有基於對稅費的基本控制，中國不可能起立起經濟法制與公共財政，大政府現象無法避免，並且還將日益惡化。
只有基於法治原則，嚴厲控制隨意徵收稅費，才能從根本上削減公務員隊伍，降低公務員、事業單位福利特權，實現公共福利均等化。稅費如同血液，當源源不斷的血液輸入體制，希望減少公務員隊伍、希望減少福利特權是不現實的，那相當於自己革自己的命，沒有人下得去手。看看事業單位改革遭遇的強大阻力，數年無寸進之功，就可以得知社會的重要運行邏輯之一，就是經濟人之間的利益博弈。稅收成為衡量地方執政能力的硬指標，無論多少減稅的軟性口號，都難敵硬指標強有力的考核。
從根本上來說，稅收輕重沒有絕對標準，以「拉弗曲線」聞名於經濟學界的供應學派代表人物，一向主張減稅，但其理論遭到斯蒂格裡茨、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的嚴重質疑。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稅收政策從來南轅北轍、輕重不同，惟一相同的一點是稅收的法治原則、對於破壞現行稅收制度的行為嚴懲不貸。
相比重稅，更致命的是稅收隨意性導致不公。
政府對於某些行業、某些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而對另一些企業實行較為嚴厲的稅收，表面上是扶持符合發展方向的企業，更有可能扶持出一些大而不能倒、效率低下的怪胎，扶持出一些爭取地方政府青睞、今天在此享受稅收優惠、大圈其地、明天換個地方繼續安享優惠的無數投機者。以隨意的低稅、低地價吸引企業，是撕毀規則的「競次主義」零和博弈的典型現象。沒有人清楚，哪些企業符合未來發展方向、哪些企業是大而虛弱的，如果我們向車庫中的喬布斯徵收重稅，美國不可能有蘋果，如果地方政府救助太陽能企業，這些企業將患上稅收依賴症，產能過剩在政府「父愛主義」蔭庇下茁壯成長。
稅收畢竟還在規則範圍之內，各種收費則是附骨之蛆，是扼殺企業活力、難以建立信用社會的根本。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曾經表示，「民營企業的行政性費用涉及30多個部門，70多種費，這些大部分應該取消」。收費實質是稅收規則外的潛稅收，給予了地方政府按照財政缺口隨意調節的權利。隨意性極大、層層盤剝的收費體制，從根本上動搖了稅收的嚴肅性，導致企業產生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沒有明確預期的稅費體制，產生的是稅費尋租、以及企業與個人的短期行為，因為未來不可預期。
無庸諱言，目前中國稅收信用不足，開著寶馬吃救濟的現象就發生在你我身邊，企業主將個人消費打入企業成本之事並不罕見。此時應該做的是從頂層開始，建立嚴厲的財產公開與監管體系，而不是像上世紀80年代一樣「廣稅基」「從重徵收」，而是在釐清稅費的基礎上建立法治稅收，以有尊嚴的稅收體制建立經濟法治的根基，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
稅收官與企業討價還價、徵收過頭稅、隨意增加企業費用，所有這些做法只有一個效果，降低稅收的嚴肅性，增加尋租空間，同時昭告世人，中國的稅費體制是前現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