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涵義。若用現代語匯表述，就是「機關大院」。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而且往往還特定屬於某一個機關。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這些官員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住房是一種官員福利和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但此次「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寇准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覆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辦公、住家實行一體化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輔佐主司的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司法官)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准、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當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
歷朝歷代都存在官多房少的問題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和兒媳。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干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2620員京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是官署嗎？
建房、買房，居住形式多元化
對於大多數京官而言，衙與舍的分開意味著向攜眷免費居住官舍的傳統告別，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現。像柳宗元出生在長安祖屋而自有老窩可居，當然再方便不過。若甘願打光棍，則官署裡仍有單身宿舍可住。
如果一定要拖上老婆兒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師又無祖業，那就必須別作選擇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套購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房」。假如經濟條件困難，便只能陋室將就了。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請長病假，同僚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堂堂副相「臥於弊簀單席，門無帘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
和盧懷慎同時任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裡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而生病了。唐玄宗得知真相後，就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裡，為他開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兒同住照顧。但姚崇覺得賓館過於高級，不敢居住。最終還是唐玄宗讓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所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退休離任，官舍大都收回
「屋宇並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係上考察，分布在長安居民區裡的京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的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唐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獲准後馬上退還官舍，搬進了其他的房子。
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於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宰執大臣皆僦屋而居
唐朝一般不為京官提供免費住房的做法，基本上為以後歷朝所繼承，其中尤以宋朝最為「吝嗇」。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有樓店務(後改名店宅務)作為主管國有房產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於現在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皆僦屋而居，宰執大臣也不例外。屢從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將劉福發達的時候，兒子們曾勸他起大房子。劉福卻怒道: 我受皇恩祿厚，一家人完全可以在官舍裡住下。結果等他死後，子孫們竟無私宅可居。北宋的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照樣借住樓店務的房子，他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其僦舍竟委屈地坐落在偏僻的小巷中，乘坐的馬車根本進不去。
然而，不向京官提供住宅的制度，雖然能節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有時候官員們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緊急公文需要辦理，按制度還得軍政兩府(即宰府、樞密院)的首長連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員拿著公文一家一家去請各位領導畫押，不但效率低，而且還經常泄密。
買斷產權，造福員工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起碼大多數漢族官員在住房方面的待遇是這樣。名臣宋本出生在大都，自進士及第後，從翰林修撰累升至禮部尚書，原有的私宅因家貧被父親賣掉了，本人「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
明代大體和以前一樣，但又有新的動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蓋房或買房。如當時制度規定，每個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雜務，亦可不用而將皂役的工食銀折算歸己。文學家謝鐸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時，將這些錢全積攥起來，把原先國家租借給學官們的住宅一次性買斷，使其所有權關係從國有變為機關所有，專供在本機關任職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錢。仔細推敲起來，用來買斷產權的這些工食銀，原來該按月分給各人的，謝鐸的這一做法，從長遠看是為後人辦好事，從眼前看卻是讓現任者吃虧了，因為房子屬機關所有，一旦調任或退休，還得退還。
相比之下，以禮部右侍郎兼北京國子監祭酒的林瀚的做法更令人服帖,他捐出自己數十年的收入為機關蓋住房，為眾人謀福利。
這兩條資料，還透露出一點信息，就是同樣為兩都的京官，若在國立中央大學任職，因別無「外快」收入，經濟上更困難，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小的負擔。
官員離任不得帶走任何公家財物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傢俱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匯報。朱元璋得知後，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據此可知，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俱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裡一張躺習慣的籐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
當然，在古代也有許多貪官佞臣貪污受賄，巧取豪奪，以至名下擁有大量的房業地產，這都是他們把自己凌駕於朝廷制度之上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