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上了全部家當，與金融危機纏鬥多年之後，中國宏觀及微觀經濟中所顯示種種證據正在告訴我們：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遭遇一場嚴重的經濟蕭條。不能確定的是，蕭條爆發的時間、方式以及它將以何種形式在中國的社會及政治層面催生連鎖危機。為此，所有的中國人都必須做好準備。
我們行走在何處？
要更加準確地搜尋當下中國的歷史行蹤，一幅更加準確的歷史地圖是必備的。在這幅地圖中，有兩個較為恰切的歷史坐標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國與1989年的日本。雖然歷史比較在方法上從來就是笨拙和令人沮喪的，但它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對真實世界複雜性的理解，為當下中國找到更加準確的歷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國經歷了一個以自由放任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我們不妨稱之為美國的鍍金時代。（雖然美國人自己更多的是將南北戰爭之後到一戰之前這段稱之為鍍金時代）。在這個時期，工業狂飆突進，商業高度繁榮，白手起家的工商業鉅子層出不窮。用美國總統柯立芝的話說，美國人民已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然而，在這個鍍金時代的另外一面，則是政治腐敗、社會問題叢生，貧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為這一狂野面相，在諸多批評者的言說之中，鍍金時代也被稱之為大分化時期。這個內部包裹著各種劇烈衝突的鍍金時代，終於隨著1921年到1929之間持續膨脹的信貸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隨之而來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銘心的大蕭條。
深入歷史的細節之中，我們容易察覺，美國的鍍金時代與中國過去的三十多年有諸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之中，中國創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增長，社會財富急速膨脹。但與這個奇蹟同時發生的卻是同樣令人驚嘆的政治腐敗、社會失信、環境污染。而在財富分配上，中國也從毛澤東時代的高度平均一躍進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與美國的鍍金時代相比毫不遜色。
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的急劇分化經常是一對孿生兄弟。其隱含的意義是，經濟及社會內部蘊含著巨大的衝突能量和高度的緊張。以這樣一種視角理解，美國的大蕭條就不再單單只是一次危機，而是人類理性精神對動物精神在經濟上和商業上的一次徹底的自我清算。作為一場大型危機，這種自我清算和自我調整同樣也是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這其實就是尾隨而至的羅斯福新政的真正內涵。或者更加準確地說，羅斯福新政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新的全球環境和內部環境的一種適應和調整過程。毫無疑問，這種適應並不總是成功的，其最終的結局總是充滿了無法加以分辨的歷史偶然。幸運的是，經過長時間的痛苦調整，美國資本主義還是最終穿越歷史迷霧，取代英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新霸主，並在二戰之後正式開啟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蕭條雖然不是美國成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條件，但卻有可能是一個必要條件。換言之，沒有刮骨療毒式的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美國也許很難在二戰之後一騎絕塵，成為全球市場體系的規則制定者。大蕭條和大危機反而成就了最後的超級霸主，這其中雖然充滿了詭異，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被眾多經濟學家及歷史學家記憶為一個極其黑暗的時代，但從更加長程的歷史視角觀察，它卻是正式奠定美國霸權的時代，或者說，它是美國接過大英帝國的旗幟，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新中心的一個標誌性分水嶺。
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到一種隱約的啟示：全球霸主的轉移總是以舊體系的全面混亂以及新霸主一場深刻的內部危機作為先導的。體系的全面混亂和失控可能是一場超大範圍的全面戰爭（比如一戰和二戰），也可能是別的難以預料的形式。事實上，一戰和二戰正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系趨於瓦解的一個症狀。
循著這樣一種啟示，任何一個欲從美國體系的崩解中脫穎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難逃脫這一歷史魔咒。道理相當簡單，沒有一場深刻的危機，是很難清除舊有增長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積弊的，正如股票市場一樣，不經歷一次傷筋動骨的調整，是很難出現一個真正的牛市的。這一魔咒，對於正在躍躍欲試的中國來說，尤其值得警惕。
二戰之後，美國主導下的全球體系經過了幾波強勁的擴張。其中幾個顯著的標誌是，歐洲復興，日本崛起以及東亞經濟奇蹟。經過這幾波強勁擴張之後，美國體系的邊疆大為拓展。但到此為止，所謂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市場體系仍然只是半個全球體系。直到1990年代冷戰結束，以蘇聯為主導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一直游移於兩大陣營之間的中國、印度、巴西等悉數來歸，美國體系才真正達到無縫隙全球覆蓋的鼎盛時期。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所謂美國體系才真正能夠被稱得上是全球的。
從1990年代初期之後的20年之中，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繫在深度與廣度上迅疾掘進，體系內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終成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的蔚為大觀之勢。所謂全球化者，美國化也。二戰之後的全球市場體系之所以是美國體系，乃是因為美國憑藉其人口土地規模、內部市場規模以及美元的獨特地位，為後起國家的市場擴張提供了最為寶貴的需求來源。沒有這種美國需求，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是無法想像的。這個潛在的邏輯，無論是在歐洲、日本以及東亞的漸次擴張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戰之後金磚四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也同樣清晰。
雖然體系內各民族國家之間以及他們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但美國需求始終是這一體系擴張的主要動力。就人口規模，內部市場、軍事實力而言，二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市場體系新的發動機，幾乎是命定的。因為只有美國，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場進一步擴張的需求來源。也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當這個體系涵蓋了這個星球上幾乎所有人口，版圖無法繼續擴大之後，美國體系開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國需求再強大，美國貨幣再濫發，也無法消化新興市場國家數十億勞動力提供的源源不斷的產能，體系的擴張已經無以為繼。從全球市場體系的歷史脈絡觀察，這才是次貸危機的本質。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人都將次貸危機當做一場美國的金融危機，這是對當代史一次非常危險的誤讀。更加接近本質的歷史真相可能是：體系擴張倒逼美國以泡沫形式來提供需求，在這個意義上，次貸危機實際上是體系內各民族國家合力的結果。至此，美國體系原來的動力結構顯然已經無法滿足體系進一步擴張的需要。現在，美國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1.2萬億美元，總債務達到10.6萬億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當於全美醫療保險開支。與此同時，在兩輪定量寬鬆釋放巨量流動性之後，雖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國的主權評級卻已經從「穩定」被降至「負面」。如果說以前美國強力支持全球體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國的金融體系，從而導致次貸危機的話，今天美國繼續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國本身。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幾乎一致認定，現在該是其他國家（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提供需求，美國提供製造的時候了。如果新興市場國家找不到新的需求來源的話，那麼現在就幾乎可以宣布，由新興國家所引致的所謂超級週期行將落幕。從今往後，中國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體系為它的超高速增長提供需求了。在這裡，我們已然看到了一個規模更加巨大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貸危機實際上是一次體系危機，而不獨獨是美國的危機，更不僅僅是一次所謂金融危機。從本質上說，次貸危機是二戰之後美國全球市場體系無法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擴張，從而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次貸危機只是這個宏大體系危機的起點，是一系列危機中的一個，而絕不是終點。在體系處於高度不穩定的崩解時代，危機將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在2011年愈演愈烈的所謂歐債危機也只是這一場宏大的體系收縮危機的一部分。如我們所見，它正在向一場政治危機快速演變。
在全球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如果一定要維繫這種格局，要麼是出現一次重大的體系蕭條來清除這些產能，要麼就是美國和體系內其他國家一起製造更大的泡沫（這也是那些對權力有重大影響的金融家們樂意看到並極力推動的），以延緩體系全面崩解的時間。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無法承受的，後者也就成為體系幾乎唯一選項。
在次貸危機之後的兩年多時間中，體系內國家合力製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顯著標誌是，美國的定量寬鬆和和中國的超級信貸泡沫。由於美國銀行業還處於去槓桿化時期（美國銀行業本身具備的約束機制），美國的定量寬鬆所釋放的貨幣更多地為新興國家所吸收，這進一步助漲了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資產泡沫。在上一個泡沫遠未得到消化的情況下，全球市場體系又在體系中的新興國家製造了一個規模更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資本家們不會吹灰之力就如願以償了。這固然讓體系得以苟延殘踹，但也在這個體系內放置了一顆更加具有毀滅性的定時炸彈。這個炸彈爆破之時，即是體系壽終正寢之際。在這個意義上，次貸危機不過是全球體系危機的開始，更加猛烈的體系地震還沒有到來。當達沃斯的那些巨頭們還在高談闊論著他們如何拯救了這個世界的時候，一場巨大的海嘯已經在他們的腳下醞釀。今天，我們仍深陷於這個體系危機之中，它還遠遠沒有結束。而這，正是中國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歷史位置。
研究者們非常容易將今日中國與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確，從兩個經濟體的結構以及發展階段而言，當年的日本的確與目前中國有諸多雷同之處。然而，從更加廣闊的全球市場體系的歷史視野觀察，今天的中國就可能與當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發生危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仍然處於擴張之中。在那個時候，這個體系仍然有廣袤的市場有待開發，比如俄羅斯、東歐、印度以及中國等等。也正是美、歐，日本在此後對這些體系新邊疆的不斷開墾，才會有所謂金磚四國的奇蹟。簡言之，正是由於未開發國家所提供的廣闊市場空間，日本雖然陷入停滯，但卻免於崩盤。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機，只是體系擴張過程中的危機，是這個體系擴張過程的腳步和節奏的調整。
但2011年的中國所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體系的崩解時代。舉目四望，我們已經很難找到一塊支持這個體系繼續高速擴張的未開發市場。經過60多年的波浪式擴張之後，美國體系已經相當接近它的歷史終點。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歷史時鐘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國，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兩者的某種混合體。這意味著，不僅外部市場已經很難為中國的繼續高速增長提供需求，也意味著中國內部的市場動力也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換時期。後者，就是許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國內需。
中國向內需型經濟的轉向，不僅被很多人作為中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法寶，也被主流思想界幾乎一致認定為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不是全球體系崩解）的不二選項。這令我們想起20多年之前發達國家對日本同樣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過去了，日本的內需似乎並沒有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麼貢獻，而其出口導向型的結構特徵也依然故我。這提醒我們，無論是內部和外部，對中國內需的作用可能都過於樂觀了。很難想像，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一夕之間就能神奇的轉換成另外一種模式。這是一個漫長而且充滿難以想像挑戰的過程。
日本就是一個鮮明的歷史案例。在全球體系停止擴張甚至收縮的時候，任何真實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將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個民族國家有所得，必然意味著另外一個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國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價。在《繁榮與泡沫》一書中，作者羅伯特·布倫納正確的提示我們：「必須牢記的是，直到1998年，作為初始條件的國際性製造業產能和產量過剩，使得佔世界主導地位的（包括美國，日本，西歐，東亞，現在再加上中國）國家很難同時實現經濟繁榮。」
知道這一點，我們就能知道再平衡對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構成的巨大風險。對於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國家來說，這種代價甚至是致命的。顯然，真實世界的再平衡遠不像經濟學家理論世界中那樣美妙和自洽。事實上，一戰和二戰就是以一種慘烈方式來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個歷史過程。只不過，它同時也實現了資本主義在全球市場歷史中的一個體系轉換。這種再平衡和體系轉換的結果，是美國憑藉它在土地、人口、內部市場等優勢在眾多的霸權競爭者中成為最後贏家繼而領袖群倫。
從1978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受到了兩個基本因素的推動。一個是內部的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另外一個則是全球市場體繫在最近三十年的急速擴張。這兩個因素相互接續，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國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從最近三十年全球經濟的發展歷史觀察，凡是具備上述兩項基本因素的新興大國經濟體，都出現了與中國類似的高速增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所謂的「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的內部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雖然大約晚於中國十年左右，但一經啟動，並與全球體系擴張結合在一起，也立即開啟了持續高速增長之路。其持續時間與增長幅度與中國相比並不遜色。
非常清楚，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先後開啟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動全球市場體系得以蓬勃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而全球體系的擴張反過來也為這種自由化和市場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和市場深度。內部自由化和全球體系擴張相互作用的一個歷史後果，就是我們在冷戰結束之後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這個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觀之，中國所謂的經濟奇蹟就再也不是什麼難以解釋的神秘事物，而建基於這個奇蹟之上的所謂中國模式就更像是子虛烏有的杜撰和想像了。
沒有始於1990年代的全球體系的迅猛擴張，中國內部市場化及自由化所釋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當多的證據證明，中國在新千年之後的經濟增長大部分是由體系擴張推動的。這一動力轉換的一個明顯標誌就是中國加入wto。當然，僅僅依靠外部體系擴張，沒有中國內部的自由化、市場化作為呼應，中國的經濟增長同樣很難達成。但不管怎麼說，自1990年代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始終是全球市場體系擴張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其特殊的制度動力因素（即壓低成本的能力，參見本書「中國模式還是中國想像」一文），但這種特殊因素的影響遠遠不足以與前述兩個因素相匹敵。相反，從一個更加長程的歷史角度觀察，這些特殊因素在未來很有可能構成中國經濟一個沈重的負資產。比如，在中國過往經濟增長中被嚴重透支的環境、資源、土地租金、社會資本等等。在前面三十年，中國政府一直強制性地貫徹被我稱之為非普遍主義的親商主義策略，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業獲得了遠遠超出應有水平的回報，也使得政府通過企業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財富，通過恢復工資上漲以及各種被政府蓄意壓低的價格，以及一次較長時間的蕭條，來完成經濟上自我清算，不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須的。其本質乃是對狂野資本主義以及必然蘊含其中的政治野蠻的一種清算。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測：一旦浪潮退去，中國經濟的下滑速度也將一枝獨秀。
作為全球體系擴張的一部分，中國的經濟增長既是這個體系擴張的一個重要推手，也依賴於這個體繫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進一步擴張。對於這一格局（這可能才是隱藏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不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國極其現實主義的管理者們顯得格外清醒。這就是為什麼在金融危機之後，他們必須極力維護這個全球體系的原因所在。在他們看來，那些在次貸危機之後整天嚷嚷拋售美國國債的傢伙們，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國大危機之前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出於對當時英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的依賴，也曾經極力的幫助英國，以全力維持體系的完好。對於這一段歷史，在《美國大蕭條》一書中，羅斯巴德曾經非常刻薄地評論道：「更加危險、更加具有破壞性的是通過在美國的通貨膨脹來幫助英國」。這種情形與次貸危機之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又何其相似乃爾？顯然，在次貸危機之後，中國與這個體系的關聯程度不是更加疏離，而是更為緊密了。中國的管理者們非常清楚：起碼在現在，中國不可能脫離這個體系而鶴立雞群。非不願也，是無奈也。而這種無奈之中，實際上指示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路徑依賴。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除了內部的路徑依賴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戰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究竟還會維持多久，將取決於諸多歷史的偶然因素。這一點我們顯然無法判斷。但是我們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貸危機為起點，我們已經走入這樣一種歷史進程之中，那就是：美國體系的擴張已經進入停滯甚至收縮期。顯然，維持中國過去幾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已經天翻地覆。這不同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不同於1990年代的日本。與中國決策者們口中的「我們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斷，更是有雲泥之別。
接下來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將是體系以零和博弈為特徵的全球結構調整——這可能表現為各種保護主義，也可能表現匯率戰爭，並伴隨著一系列的政治利誘、恫嚇以及合縱連橫。其目的只有一個：最大限度的維護政府在本國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無疑，這種調整從來就不是讓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經濟學家們輕描淡寫為「再平衡」那樣充滿浪漫主義的多贏色彩的。求諸歷史，這個過程經常是相當痛苦甚或是血腥的。
這種痛苦將一直延續到一個可以繼續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的穩定結構出現為止，這可能是一個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們完全無法預見的一種新的全球戰國景觀。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去哪裡，但是我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們正在告別過去。我們正處於從原有的穩定系統滑向另外一個穩定系統的轉換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危機將成為一種常態。這對那些以週期管理為主的傳統技術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做的，就是比別人提前一秒鐘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鵝，從而換取逃生的機會。
如果歷史真的具有某種神秘的相似性，那麼我們可以大膽猜想：那個曾經標誌著美國體系最終消亡的決定性危機，將不會發生在老霸權的美國那裡，而會發生在那些新霸權的競爭者那裡。其中邏輯在於：新霸權最有力的競爭者，往往也是將舊體系的繁榮模式發揮到極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後，中國作為新霸權的候選者幾乎已是眾望所歸，毫無懸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場身影隱約的危機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國。
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遭遇一場重大調整的明確跡象。其中寓意最為深刻的信號是：中國在2008年發生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最高記錄的通貨膨脹。這說明，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早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達到極限。與此同時，中國股市從2007年6000點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房地產牛市也顯現終結跡象。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經濟將要經歷一場重大的調整。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美國人與中國人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搶在中國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機，好像深怕在危機競賽中輸給了中國人。
在這一場陌生而又令人驚恐的全球危機面前，中國的經濟管理者採取了超常規的反危機措施，其主要內容就是超大劑量的貨幣刺激和財政刺激。有趣的是，這種罕見的刺激卻被中國官方非常謙虛地稱作：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就像給中國經濟灌進了一大瓶茅台，勁頭固然十足，但神志卻多少有些恍惚。其結果是，中國經濟沒有經過任何調整，幾乎毫髮無傷的度過了全球危機。這種在危機時期令人艷羨的經濟表現，不僅讓中國奇蹟變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謂中國模式橫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國環顧海內顧盼自雄。
然而，非常清楚的是，這不是被許多人誤認為的那樣是又一個增長週期的起點，而是一次重大危機的肇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表現帶來的另外一個結論是：無論外部及內部的觀察者們都一直認中國的內需潛力無限。這種內需不僅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奇蹟的動力，也是平衡全球經濟的最為寶貴的資源。然而，我們或許很快就會知道，這個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內需不過是海量貨幣堆砌的海市蜃樓。在反危機的短短兩年之中，中國的貨幣擴張已經創造了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記錄，而其吹出的資產泡沫也可能達到了創記錄的水平。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全球次貸危機之後，中國的貨幣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機措施實際上是在原有泡沫的基礎上疊加了一個更為巨大的泡沫。對於行政性國有銀行佔絕對主導地位以及遍佈樂觀主義者的中國來說，信貸及貨幣擴張總是容易而且讓人快樂的，但收縮卻可能令那些貨幣饕餮者們瞬間窒息。
誠如前述，經濟的調整，蕭條本是經濟的一種自然過程。其目的就是對過往不當投資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動物精神的一種自我清算。調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經濟體就可能變得越是健康，其積蓄的增長能力也就越是強勁，所謂蓄之愈久，發之愈猛。反之，在一個人已然高燒的情況下，非要逼著他百米衝刺，其結果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調整的力度和烈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後強勁表現很可能就不是什麼值得慶幸的事情，而是一個超級調整即將來臨的凶兆。顯然，全球金融危機將中國可能的經濟危機推遲了，但同時也放大了。現在不調整，並不等於未來不調整，經常的情況往往是，在我們徹底忘卻危機的時候，它卻猝不及防的從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樣，危機也從來不會提前十分鐘通知你。
我們無法確定，中國是不是有一種奇特的智慧能夠用一種更加溫和的方式來完成這種自我清算和自我調整。但我們看到的種種證據已經顯示，中國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機中最終和最大的受害者。在諸多政治及社會約束條件之下，製造泡沫，推遲危機對於中國的經濟管理者來說，顯然是最為理性的選擇。然而，無論原因如何，災難性的後果可能已經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