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到1917年這段時間，民國才剛剛建立，四川廣漢這塊地面很不素淨。川陝大道上，幾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設置關卡，攔路搶劫。一時間子彈橫飛，行旅惶然，紛紛逃命。很快，這條路上沒有人敢走了，貿易凋敝下來，土匪的財源也就斷了，整日裡端槍對著空無一人的道路發愁：從哪裡找回我的飯碗？
為了克服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幾撥平日裡很少來往的土匪竟破天荒湊在一起，開了個「經濟工作聯席會議」。會上，通過對各種提案進行充分的討論協商，最後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把這條路大體平均地分成幾段，在每段的入口處各設一個「收費站」，向來往行人收取保險費，收入就歸佔據這段道路的土匪。收費標準明文規定，一挑鹽收保險費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塊錢，布販、絲幫則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規定交了費，即可持他們發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間還約定，收費只能進行一次，絕不可重複收費。收費之後，還要負責保護好該路段之內行人之安全，違者要接受處罰。
接下來，會議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貫徹執行，情況很快就開始發生變化：路上開始有了三三兩兩的行人，以後越來越多，川陝大道竟就恢復了往日的繁盛。這中間行旅和土匪雙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費，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馬亂的年代尤為可貴；土匪則坐地收錢，有了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源。這種奇妙的格局在當地延續了很多年，據過來人說，比地方政府、縣太爺治理得還有效。
這是個很有趣的制度改革案例，不少學者用它闡釋過深奧難懂的經濟學或政治學的道理。第一，土匪徵收的「稅率」適中，不收「過頭費」。試想，如果行人還是像以前那樣負擔沈重，他怎麼可能願意回來重走這條路？第二，土匪也講信用，嚴格按「稅率」徵收，決不超收，違規自我處罰。這種事兒真的發生過。某日有行人告發小匪重複收費，匪首竟就把那個傢伙拉過來斃掉了，處理得比警察還要嚴厲。這是一種難得的糾錯意識。匪首所做並不過分，否則商旅們憑什麼相信你是玩兒真的？第三，不吃獨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費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會安全這種「公共服務」，收費的權力和所盡義務有對等之處，商旅自然願意交費，因為他也得到了好處。第四，在終止老辦法、實行新規定之間的這段過渡期內，土匪們不得不餓幾天肚子，土匪頭子還得先期給大家投入點飯費之類的「成本」，耐心等著境況的好轉，這些平時驕橫慣了的土匪們竟也做到了自我約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聰明的選擇，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樣啃「窩邊草」，土匪們最後怕是只有西北風可吃了。
後來，土匪們又把這個「重要經驗」推廣到其他「領域」，據史料記載，效果也蠻不錯。廣漢素產土匪，農民怕收成被搶，不敢種地，因此遍地荒蕪，農業產量經常不足，當地貧困便由此而起。這時想通了某個道理的土匪就向農民保證：以後我們不搶你們了，你種地一畝地，我收一斗谷。據吳思先生說，當時成都平原每畝的產量是兩石，只收一鬥，「稅率」5%，低率徵收，比政府收得還少。跟川陝大道上的做法一樣，土匪收了這筆保護費，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複收費。如果有人敲詐勒索，只要農民告發，必嚴加追查。如果有別的土匪過來搶劫，老土匪負責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這裡人口又慢慢聚集起來，農產增加，農民生活也有了些許改善。
「仍是暴力掠奪，但已非刀刀見血」。這些陳年爛穀子的往事，得自當年做過袍哥大爺的侯少煊先生的《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一文。雖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資料》第16輯(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等編，1979年版)，也有幾分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