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岑參、王維各一首）《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杜甫）《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王維）可算是「和詩」中較早的作品。賈至，字幼鄰，洛陽人。玄宗奔蜀時拜中書舍人，司草擬詔紙之職。肅宗即位靈武，賈至為玄宗草擬傳位肅宗冊文。長安收復後，乾元元年春，肅宗曾於含元殿大赦天下以示慶祝。賈至有感作《早朝大明宮呈省僚友》詩。一時唱和的人很多。岑參、王維、杜甫等都有和作。「和」，這裡指以詩相酬答。「奉和」，就是「奉命和」。「奉和聖制」就是「奉命和皇帝的詩」。前人評賈至、岑參、王維、杜甫四人的早朝詩，各有所見。紀昀評論說：「四人早朝之作偉麗可喜，不但東城所賞子美‘龍蛇’、‘燕雀’一聯也。然京師喋血之後（指安史之亂攻破長安），瘡痍未復，四人雖誇美朝儀，不已泰乎（未免過分）？」紀昀的意見是四人歌功頌德，粉飾現實太過分了。
這些唱和之詩，因其思想內容過於狹窄、雷同，只在當時起到虛張聲勢的作用，沒有太大的社會娛樂和啟示功能，因而鮮為人知。但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看似盛唐餘韻的「詩詞唱和」現象，其實卻是盛唐文化孕育出的又一朵「奇花」。
從貞元中期到元和年間的中唐詩歌，是繼盛唐開元、天寶之後的第二個詩歌創作高峰。與大歷時期一樣，貞元前期同樣處於大亂之後的相對穩定時期，詩風也與大歷相近，但嚮往中興成為士人們的普遍心態，產生社會變革思潮，促使詩人個性和藝術風格的多元發展，直接啟示了元和詩風的到來。詩到元和體變新，名家輩出，流派紛呈，有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的元白詩派，他們率領一批新的詩人寫新樂府，作詩尚實、尚俗和務盡。同時有以韓愈、孟郊為首的韓、孟詩派，不平則鳴，作詩尚怪奇、重主觀，直接影響到了李賀等人，開創詩歌創作的新天地。
元稹與白居易相識之初就有酬唱作品。白居易的五十首新樂府都是與元稹的唱和之作。兩人在遭謫貶後，仍酬唱不已，而且多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元白唱和遂成為影響較大的文學史現象。在元白的唱酬詩中，元稹所呈露出來的詩人性格和感受要更親切實在一些，如《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以垂死時突然坐起，形容驟聞噩耗時的震驚，真是動人心魄。
元稹比白居易小七歲，但卻是他首先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並起而和之。在當時興起的新樂府的創作活動中，元稹的這些諷喻詩無疑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新樂府詩仍借用古題，不似白居易那樣堅決徹底，旗幟鮮明，而且在內容的廣度和深度（思想性），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動性（藝術性）方面都不及白居易。所以，對於中唐「新樂府」詩，我們見得最多的仍是收在《白氏長慶集》中的「新樂府」，而對於收在《元氏長慶集》中的「新樂府」卻不甚了了。然而，元稹與白居易在詩歌酬唱方面配合之默契，影響之大，在文學史上卻是罕見的，堪稱「絕配」。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唐詩壇有才氣的詩人不亞於盛唐，「唱和詩」也層出不窮，屢見不鮮。而且出現了專門的「唱和集」，如劉禹錫與白居易、令狐楚的唱和應酬分別編為《劉白唱和集》《彭陽唱和集》，有些《和答詩》集還有「序」。此外，劉禹錫還按《憶江南》曲調填詞，與白居易唱和，「唱和詞」也漸次出現。
在宋真宗朝詩壇上出現了西昆體。西昆體的名稱是楊億編輯《西昆酬唱集》而得的。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秋，楊億等館閣之士受命編纂《歷代君臣事跡》（後被稱為《冊府元龜》）的巨著，他們集於朝廷藏書的秘閣，在編纂《冊府元龜》的同時，經常吟詩唱和，後來楊億將這些酬唱之詩，編輯成書，取名《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收錄了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十七人的唱和詩二百五十首。其中的作者因而被稱為「西昆詩派」。西昆詩派以學習晚唐李商隱力圖矯正詩壇上平弱淺露之習為極則。西昆派詩人寫詩的特點是：在形式上模擬李商隱。多寫律詩，酬唱而作，題材貧乏，缺少社會內容和真實的生活感受，寫「太平詩」，陶醉於帝都生活。《西昆酬唱集》刊行於世後，風靡一時，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西昆酬唱集》中的作者都是一些上層人物，有的還是文學侍臣，由於地位高，影響自然也大。
蘇軾晚年在海南寫了一百多篇和陶詩。蘇軾在《與蘇轍書》一文中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東坡續集》卷三）。可見蘇軾對陶淵明的推崇程度。這些和陶詩篇，從多方面真實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生活，以及海南的景物和民俗。這些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在自然平淡之中蘊藏著深厚的詩意。如《和陶飲酒二十首》、《和陶歸園田居》、《和陶勸農》等。這些詩風格與陶淵明作品近似。其中的詩有飄逸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前人往往將這類和陶詩推為蘇詩藝術的極峰。
由此可見，「詩詞唱和」現象自唐朝出現以來，在文學史上已蔚然成風，由此產生的許多「唱和詩詞」還取得很高的藝術成就，它們相映成趣，當之無愧的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觀。下面就「唱和詩詞」在藝術上的一些特點作一點兒歸納：
1.「唱和詩詞」在形式上後寫者往往刻意模仿先寫者。如賈島的《寄韓潮州愈》在寫法上（形式上）就有意模仿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輯錄比較如下：
《寄韓潮州愈》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
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
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
一夕瘴煙風捲盡，月明初上浪西樓。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據記載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上書諫迎佛骨入宮,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赴任途中寫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詩，傳到京城，賈島讀罷就寫了這首詩寄給他。這兩首詩從形式上看同屬七言律詩，韓愈先寫，賈島後寫，並且賈詩在語言上照應韓詩之處也很鮮明。可見賈島有意模仿韓愈。所以賈詩應是韓詩的和詩。
又如：白居易與劉禹錫的「唱和詞」——《憶江南》，更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點。輯錄比較如下：
《憶江南》（白居易）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憶江南》（劉禹錫）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
2.「唱和詩詞」常有「比較」之意，一般取上乘流傳，也有唱、和俱佳者。劉禹錫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就是酬唱詩的上乘之作，流傳很廣，卻很少見有人提及白居易的「贈詩」。輯錄劉詩內容如下：巴山蜀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此詩顯示了劉詩善於化低回哀婉之音為慷慨激越之韻的一貫風格。就因為此詩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樣的名句，能給人更多的啟示和激勵，所以相比之下，白詩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而王昌齡與王之渙的唱和之作《出塞》則都是上乘之作。輯錄如下：
《出塞》（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出塞》（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王昌齡的《出塞》，是一首傳誦不衰的名作，前人評論認為它是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王之渙的《出塞》，「此詩一出，就被人傳唱」。據《集異記》載：開元間，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到旗亭飲酒，適逢梨園伶人唱曲宴樂，三人便私下約定，看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詩篇的情形定詩名高下。當三個伶人分別唱了王昌齡兩首詩和高適的一首詩後，王之渙指伶人中最美者說：「此子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諸公爭衡矣。」該妓果然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三人大笑，飲酒竟日。這就是有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此事未必實有，但卻說明此詩在當時已成為傳唱的名篇。
3.「唱和詩詞」因創作內容相連屬，在創作時間上往往距離較小，但也有「和古」之作。如前面「文學史」部分提到的賈至與杜甫、王維、岑參等人的唱和之作，「劉白」「元白」以及「藝術性」部分提到的「二王」唱和之作，都屬於時間距離較小的唱和之作。而《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以及蘇軾的「和陶詩」，就屬於「和古」之作了。
4.「唱和詩詞」多為交流思想，表達友誼，切磋技藝，催發詩情，或渲染氣氛，虛張聲勢而作。題材相對狹窄、雷同，作用也有一定的侷限性。所以許多「唱和詩詞」我們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全然不知。如唐朝詩人韓翃與友人程近唱和而作的《秋夜即事》，韓詩更為人稱道；「元白」唱和而作的五十首「新樂府」，白詩更為流行；陸游與唐琬唱和而作的《釵頭鳳》，「陸詩」更為流行，而「唐詩」卻鮮為人知。附：《酬程近秋夜即事見贈》（韓翃）/長簟迎風早，空城淡月華。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節候看應晚，心期臥已賒。向來吟秀句，不覺已鳴鴉。/這首詩是作者家居時和友人的酬唱之作。詩中描寫秋夜景物，不但有色，而且有聲，具有一種清淡之美。為了酬詩，竟忘了睡覺，可見友情之深。而對於那些全然不知者，我們也就無從論及了。
5.「唱和詩詞」有別於「同題」之作。前者偏重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勾通，就是「和古」之作，也往往是建立在與古人情趣相投的基礎上。讀者往往能從作者們的唱、和詩詞中尋找出他們相同或相近的人生情趣。後者則追求題材的相同，在形式上和表達思想情趣的相關性上，都不像「唱和詩詞」那樣有「形影」相隨般的效果。如：林黛玉與薛寶釵的同題詞作《唐多令·詠柳絮》（林黛玉）和《臨江仙·詠柳絮》（薛寶釵），就不同於我們所說的「唱和之作」。現輯錄展示如下：
《唐多令·詠柳絮》（林黛玉）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毬。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舍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臨江仙·詠柳絮》（薛寶釵）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蜂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白居易有「醉聽清吟勝管弦」語，雖然「詩詞唱和」受時代氣氛和現實條件的制約，但縱觀我國文學史，文人雅士不失時機的詩酒交歡和往來酬唱，仍然給他們的人生平添了許多動人的情趣，由此產生的大量「唱和詩詞」也當之無愧的成為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道奇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