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長滿高科技羽毛的鳥兒們都聚在一起？
19世紀末，現代經濟學之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提出了「為什麼同類型工業的企業通常在地理上彼此相鄰」的問題。他說，距離上的接近會催生出一些「無形中」的東西：「……如果一個人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想法會被他人所接受並且與他們自己的想法結合起來；因此這個想法也會成為更加長遠的想法的源泉。」
馬歇爾曾經一直在思考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製造業的問題，但是他的想法同樣適合於2010年代的IT企業。矽谷是許多工業巨頭之家，而那些懷揣夢想的新興企業創立者們則不斷朝著加利福尼亞北部前進。馬克·扎克伯格在他一得到機會後立刻離開哈佛去了帕羅奧圖。其他人則爭先恐後地湧向更新的IT中心，例如柏林、倫敦、墨西哥、紐約和特拉維夫。
經濟理論顯示出四個為什麼同類型工業的企業最後處於同一地區的理由。第一，某些可能取決於自然資源，例如煤田或者港口。第二，企業的集中能夠創造一個專門的勞動力資源，這對工人和僱主都有利：前者有望找到工作，後者則有希望找到員工。第三，附加交易不斷湧現以提供專門的原料。第四，想法不斷從一家企業湧現傳遞到另一家，就像馬歇爾觀察研究到的。但同樣也有一些鼓勵企業分散的力量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將產品運輸至分布廣泛的顧客手中的成本。另一個則是租金，當企業集中在一起時租金就會相應提高。
你可能想像到通信和計算機成本的急劇下降可能推動IT企業互相距離越來越遠。自然資源對他們沒有影響；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網際網路聯接。在線交流的簡易性應當使他們的工作人員對為了工作，應對客戶和供應商，或者交換意見而聚在一起的需求有所減少。新興的企業實際上可以自主選擇他們的地點。這看起來對於地皮昂貴的矽谷是不利的，對不僅是價格高昂而且缺乏加利福尼亞的高科技歷史傳統的倫敦和紐約同樣不利。柏林的成本倒是較為低廉，但歐洲有大量的成本更低的地區可以選擇。
然而儘管你可能發現所有形式和規模的科技企業幾乎到處都是，但是較小的企業特別喜好聚在一起。Trulia的首席經濟學家傑德·科爾科將這主要歸功於大量技術勞動力資源的持續吸引力。他說：「一種工業對靠近自然資源，它的供應商或者它的客戶的需求越小，那麼它越有可能集聚在它的工人願意生活的地區。」
磁聚因素
對於科技工業，工人願意生活在工作地（例如矽谷）或者在有活力的城市（倫敦、紐約、柏林或者可能是舊金山）。在Wooga這樣一個柏林的在線遊戲公司，250名員工來自於35個國家。據公司創始人也是首席執行官的延斯·貝格曼說，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甚至在離開家以前就簽好了合同。效力於莫斯科的一個新興企業的合作和會晤場所「數字十月」的德米特里·列賓說「對於一個在附近地區學習的大學生來說，搬到莫斯科是一個明智之舉。」即使是一個很短的距離也可能造就一個不同。拼車平臺的齊莫先生說他將他新開辦的公司僅僅從帕羅奧圖搬到了50公里以外的舊金山，因為當時公司的20位員工大多都生活在那裡（現在他有32位員工）。
就編程人才而言，Yelp的斯托普爾曼說，矽谷的地位無可撼動。矽谷足夠大也足夠有資歷去容納一批又一批的工業集聚，從半導體製造商和聖何塞的網路設備供應商到谷歌和北部較遠的臉書，再到大批舊金山的新興小企業。甚至在城市內部，各區之間也遍佈各種企業：南部市場，或者說是有著大量較小新企業的SOMA；設計區，那裡坐落著Airbnb和佔據較大地產的Zynga遊戲公司；還有作為雲儲存公司Dropbox的基地的貝申灣。
新興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勞動力；他們也需要資金和建議。為數據科學家們開展在線競賽的Kaggle公司的安東尼·戈德布魯姆，今年將他的公司從墨爾本遷到了SOMA區。戈德布魯姆（他曾一度在《經濟學人》做實習生）說，加入一批集聚「讓機緣湊巧成為可能」：他能有更多的面談，這常常比電話或者電子郵件更加富有成效，而且這也提供了一個偶然引起某位，比如風投家的興趣。當然，風投資本也構成矽谷的另一種集聚形式。
人員的更替和資金的流動同等重要。谷歌地圖和谷歌地球的監管者布萊恩·麥克倫登說，他在矽谷工作的24年裡有22年都在一里的範圍內工作著：先是在Silicon Graphics公司，後來是在他自己的公司，鎖孔地球。這家公司後來被谷歌收購，現在佔據著Silicon Graphics公司之前的本部。他說「Silicon Graphics公司員工的流散造就了許許多多遍及矽谷的各個公司……作為一個流散社群，我們互相交流，互相聯繫，互相聘用，也互挖牆角。」谷歌已經有了它自己的流散社群。
投資、成功、失敗和更新換代的循環造就了矽谷本身
在矽谷，人們與最後一個想法也如此接近。「在如此小區域內暴露出的想法可能領先世界其他地方很多年。」斯托普爾曼認為。「你經常是在之前剛剛想到的想法之上工作。如果你試圖建造下一個事物，盡早接觸外界相關的信息有很大幫助。」這聽起來像是馬歇爾所想的。
其它集聚焦點能趕上矽谷嗎？紐約，倫丹和柏林都可能有兩個優勢。一個是他們地盤更大，因此對年輕人比舊金山更加有活力和吸引力，更不用說那些在通往聖何塞途中的更小的地方了。查德·迪克森，一個本部位於布魯克林的在線手工藝品和「復古」商品的在線市場Etsy網站的首席執行官，開玩笑說，在舊金山「所有東西都接近10點整。」
另一個則是他們有一個更廣闊的工業池，所以這裡的公司能夠利用這些技術。對於許多企業來說，這種多樣性是無價的。「這不僅僅是工程人才，」紐約方正的老闆丹尼斯·克羅利說，「你可以在各處找到他們。我們可能有一大群工程師，但我們也擁有一幫製造人才。」
當2003年谷歌開始將工程師投入它在紐約的分部時，此處的編程池變得更深了。一些畢業生開始在那裡成立新企業或者加入其中。教育和合作企業General Assembly公司的馬修·布瑞姆解釋說，自從金融危機以來，人們更願意在新興企業工作；華爾街的吸引力下降了。在倫敦新企業工作的人們也認為谷歌和其他大型企業的存在是一種福利。一些人認為城市的廣告和金融業具有同樣的好處，但是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們是員工方面的潛在競爭者。
至於資本方面，紐約和倫敦有它們自己的風投莊家。大量的歐洲企業也得到來自倫敦的資金服務，而且倫敦和矽谷也像當地投資一樣活躍於以色列。歐洲對投資者是否足夠小道感受到距離上接近的好處？倫敦的紅點風投公司的亞當·沃辛是這樣認為的。「我今天在柏林醒來，早上9點到達辦公室。」他說。他的同事，菲利普·波特爾補充道，在交通堵塞的日子，從舊金山到聖何塞能花掉3個小時。
更年輕的集聚點也設法喚起馬歇爾所說的「在無形中的一些東西」。 出版音頻文件的網站SoundCloud的亞歷山大·楊 被德國資本的「科技與藝術的強烈交叉」和「創造性的紛亂嘈雜」從斯德哥爾摩吸引到柏林。他在這裡的新興企業中看到了一種「互惠的感覺」：他的週末活動是「試圖為人們提供建議。」。
幾乎每一個集聚點都有自己的合作空間，加速器和孵化器，在那裡那些只有兩三個人的極小型企業可以肩併肩地合作。空間的提供者可能提供權益或者僅僅是用來工作、會面和學習的地方。這也有常規的活躍集會，比如倫敦的矽谷酒會，在那裡人們可以分擔煩惱，借酒澆愁。
過去成功的資本也正在被循環利用，通過諸如倫敦的Passion Capital公司的Stefan Glaenzer，柏林的企業家克里斯托弗·梅爾，現在在北京運營創新工場的前谷歌執行官李開復這樣的投資者們。英國高科技領域的觀察者們都等著看麥克·林奇，這位Autonomy公司的創始人和前老闆，將如何運用在惠普公司收購他的軟體公司中賺到的錢。今年五月份，惠普公司將他推出局。
沒有什麼可以真的像矽谷一樣
但是沒有別的地方會看到造就了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的IT工業的投資、成功、失敗和更新換代的循環，所以到現在為止也就沒有其他地方擁有矽谷的規模和彈性。一些人始終在詢問是否其他的循環系統能有力量挺過像10年前的網際網路泡沫那樣的事情。它們可能會，但直到災難發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
對於像倫敦和紐約這樣巨大又富有多樣性的城市，這可能無關緊要。它們有其它的優勢。而許多其它城市也可能打算去發現它們也不知道自己擁有的優勢。不是人也不是金錢，而是存在於城市中無形的一些東西：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