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下西方的主要媒體怎麼會成為中共的權鬥工具的?《紐約時報》25日發表了一篇長篇報導，聲稱是曝光溫家寶家族財富的來歷，這件事情引起了海外媒體的熱議，而中國網路立刻封鎖了《紐約時報》中英文網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西方媒體的調查和他人餵料
首先我們看一下西方媒體所接到的是什麼東西?如何爆料的?這是第二次西方最大的媒體、主要的媒體大規模的對中共最高權力機構的中心人物進行爆料。第一次是幾個月前，彭博社曝光了習近平的家族的財產;這一次是《紐約時報》對溫家寶的報導。
非常有趣的是，首先很多西方媒體、主流媒體，特別是那些國際大媒體，並不是一般的中國人在中國的宣傳當中所看到的是所謂的「反華勢力」。為了進入中國，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進行自我限制，不管這個自我限制是被迫的還是主動的，但是這個是顯然有的。
非常典型的案例，你像新聞集團的默多克，他為了進入中國而主動的討好中共，封殺了前港督彭定康的回憶錄，他不出版，結果是找了別人出版的。而他的兒子詹姆士·默多克在洛杉磯舉行的一次媒體會議上突然發難，開始攻擊法輪功，和西方媒體對中國報導的所謂不公正。那是2000年前後的事情。
歐洲衛星公司封殺新唐人的信號，除了來自中共的壓力以外，還有很大的主動討好的因素。在其它方面，你比如說大的主要報紙對法輪功、西藏人權的報導，這方面的自我限制是最明顯的。
相比之下，西方倒是一些地方報紙比較少自我審查，因為它沒有討好中共的動機。以《紐約時報》為例，它在報導溫家寶家族財產的文章以後，立刻又發了另外一篇文章，說是在那篇文章發了以後，中英版的《紐約時報》網站都被中共封鎖了。而它談到在此前2001年的上半年也曾經封鎖過。
《紐約時報》在2001年曾經對這件事情進行過報導。就說當年《紐約時報》被封鎖，到8月初的時候，《紐約時報》的高級編輯和江澤民本人在《紐約時報》會談以後解除了封鎖。這個解除封鎖究竟是《紐約時報》做出了什麼讓步，放棄了什麼原則換來的?這個報導沒有提。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她做過一個統計，說是2001年《紐約時報》一共發表了33篇有關於法輪功的報導，在前7個月發表了29篇，而後5個月只發表了4篇。前7個月發表的29篇裡面很多報導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而後來的4篇多數是在海外報導的，而且後來的報導內容，它報導的中立性和對法輪功的同情，都明顯的減少。
究竟8月份的見面和《紐約時報》這個報導的改變有多大的關係?這個相關性現在看來是很高的。當然了，由於西方媒體的特點，它的編輯和記者有相當的自主性，所以在這個限制的高峰過去以後，時不常的還會有一些相當公正全面的報導出現，包括對法輪功的報導。但是這個整體的自我限制是不能否認的，確實是存在的。這是西方媒體。所以西方媒體對中國問題的報導是有選擇的，而且是有偏向性的，而這個偏向性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中共的需要。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西方媒體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敢於挑戰自己國家的權威的，你像當年越戰時期，《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對「五角大樓文件」的披露，這個是頂住了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並且還打了官司，最後在美國最高法院贏了這場官司;另外，很著名的「水門事件」當中，由於媒體的逐步深入的挖掘報導，最終導致了尼克松下臺，總統都下臺了，但是那個是受美國憲法法律保護的。而媒體最在乎的並不是政府的態度，總統的態度，而是讀者的態度。這是在美國國內。
但這種勇氣，當它在面對中共的時候就不同了，因為它很難避免會受到它利益的影響，比如說它想進入中國，那就需要得到中共的同意，中共的同意就是有條件的。
今年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政壇發生重大風波的時候，在對王立軍、薄熙來，甚至周永康的報導，和以前對那些敏感課題的報導是有所不同的，其原因是在於這次報導過程當中，中共是處於一個分裂的狀態，就是說當它在內部分裂，沒有擺平的情況下，它對西方媒體並沒有一個報導底線的規定;相反的，各個派系還通過西方媒體去放風，所以才會出現西方大媒體今年對中國政壇內幕報導的高潮，無論從深度、廣度、篇幅來說的話，都是以前沒有過的。
對中共高層黑箱操作的報導本來就不是西方媒體的專長，你像這次王立軍、薄熙來案子，和十八大之前的人事安排、十八大之前的幕後鬥爭，西方媒體報導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表現。所以這次《紐約時報》自稱說是進行了一年的調查，這個說法是很不可信的。就是說沒有內線，就是中共內部，而且是中共那種非常有權勢的人物主動的給它提供線索和引導的話，一年的時間，連調查的門在哪裡都摸不著!
從這次報導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的過程來看的話，海外一些中文媒體的整體表現也比西方媒體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海外中文媒體有一些從中共內部的不同的派系進行選擇性的放風;另一方面，各自都有自己的內線，都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些內部消息;而另外一些比較獨立的媒體，比如《新唐人》、《大紀元》、《希望之聲》等等，它對中共本質的瞭解，使得對這件事件的分析比西方媒體要到位的多。
當然到了後期，中共內部也開始選擇西方媒體進行放風，但是在重大事件上，很明顯的，西方媒體主要是被動的接受。幾天前海外就有媒體在放風，現在也得到了《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的證實，就是海外很多駐北京的英文媒體都接到了同樣的，厚厚的關於溫家寶家族財產的資料，只是說《紐約時報》搶先發表了而已。當然你不能說《紐約時報》沒有進行一年的調查，就是說很可能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是那厚厚的一疊有人主動提供的資料，而不是《紐約時報》調查出來的。《紐約時報》可能在這之前也進行了一定的調查。這是《紐約時報》的消息來源，它所報導的東西，具體的報導內容我們今天就不討論了，因為我們主要是從其它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以反腐名義進行的權力鬥爭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揭發出來的，無論是在這之前所謂揭發的習近平，還是現在揭發的溫家寶，都是他們的家族的財富來源的質疑。這個實際上就是要牽涉到這個過程怎麼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的?就是黨內的權力鬥爭是怎樣用反腐敗的名義進行的。我們可以看到，顯然對習近平和對溫家寶的家族財富的報導並不是屬於真正的揭發中國內部的權力機構的家族的財富，這兩個人很明顯的是這次倒薄的關鍵人物。也就是說，海外主要媒體披露的都是這次在權力鬥爭當中某一方的人物。
溫家寶是在王立軍事件爆發以後最先對重慶唱紅打黑持否定態度的政治局常委，儘管他的表態不是直接說了唱紅打黑，而是用防止文革重演的方式，用這種方式表達出來的。而習近平則是通過《路透社》發表自己和胡德平私下談話的方式，一方面表示自己和薄熙來沒有私人關係，另一方面表示對薄熙來案要按照黨紀國法處理。所以這兩個人是僅有的兩個公開以個人身份出面，要對薄熙來進行處理的人物。
中共的腐敗其實早就在紅軍時代就開始了，只是沒有人知道而已，因為從來就沒有用腐敗做黨內鬥爭的必要。所以在中共建政之前，所有的黨內鬥爭都是以黨內鬥爭的名義，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名義進行的，從來沒有用反腐敗的名義進行過。中共建政之前和毛澤東時代，實際上它就是以殺人為主，當然也有殺貪腐的，比如說毛澤東就親自批了殺劉青山、張子善，但是那個和黨內路線鬥爭、權力鬥爭沒有任何關係。
一直到了江澤民開始，才有了用反腐、反貪作為權力鬥爭工具的必要性，因為江澤民本人沒有資歷，他難以服眾，他只能另辟其徑，就是他一方面鼓勵腐敗，另外一方面選擇性的反腐敗來打擊對手，用這種方式搞掉了不買他帳的陳希同;後來對陳良宇，胡錦濤也是照此辦理;那麼如今對薄熙來的案子，至少對他的指控當中有一部分也是這樣的。
用貪腐的方法把對手打下去，是一個很簡單有效的方式，不過它也是一把雙刃劍，一個誰都能用，你能用，你的對手也能用。第二，就是讓民眾看到，中共官員即使到了最高層也沒有好人了，因此對中共徹底絕望，要說是所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話，這才是真正的兩敗俱傷的方式。當然兩敗俱傷指的是一個打掉了政敵，另外一方面對中共本身，而不一定是直接打的這個人，對中共本身的損害、損傷，也是同樣慘重的。
如果真的是要查財產，在現在的政治局常委當中，至少在名聲上，幾乎絕大部分人都要比現在他們所曝光出來的習近平、溫家寶要嚴重得多，名聲上要差得多。至少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報導都沒有提出他們兩個人本人介入腐敗的證據，當然指控親屬的證據，現在也有一些證據證明是假的。
你像彭博社發現，對習近平親屬的指控，就有把這個擁有股份的母公司的總資產也都算進去了。而對溫家寶親屬的指控，《紐約時報》提出來的27億美元當中，有22億美元，就是絕大部分只和平安保險這一家公司有關，而且都經過了一家叫作泰鴻的公司，而泰鴻公司的老闆段偉紅已經出面否認了。當然這裡面是有爭議的，我們今天不討論這裡面的爭議。我說的是即使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的話，整個家族會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這種作法也是很不可思議的。
其實早在今年年初的時候，美國的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就列出了著名的十大中國「黑領」的名單，所謂「黑領」就是他們開黑車、穿黑西裝、戴黑領帶，叫黑領階層，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他們控制著中國的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而在經濟上的特徵就是他們能夠分享來自於公權力，或者是壟斷企業的經濟利益。也就是說這些人要比這個所謂公布出來的習近平和溫家寶，要有經濟上問題的可能性一點也不小，甚至更大。
這十大中國著名黑領裡面就包括有周永康，有國家開發銀行的董事長陳元，就是陳雲的兒子，有中國電力董事長李小琳，就李鵬的女兒。也就是說僅僅是現任的政治局常委而言，周永康就似乎更值得外界去調查。另外，在薄熙來醜聞最高峰的時候，當時就有很多傳說，說是薄熙來、谷開來轉移了60億美元資產出國，為什麼這兩個這麼值得調查的人，西方媒體不進行調查呢?很簡單，就是無從入手，也就是說很可能沒有人主動提供。而這兩個人(薄、周)偏偏又是這次政治醜聞當中站在一邊的，而且他們傳說是在同一邊策劃陰謀的。要就是說沒有人提供他們的資料，要就是說西方媒體故意避開他們，而報導另一派的。
誰有動機和能力
談到這裡我們就要談一下，這件事情誰有動機、誰有能力?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的話，這件事情的幕後策劃者並不擁有太大的權力，準確的說，他可能曾經有過很大的權力，但是現在沒有了，至少他是操縱不了國內的媒體，他難以通過國內政治權力鬥爭的渠道來打擊對手，或者是通過操縱國內媒體宣傳的方式來抹黑對手，也就是說他在國內的政治權力鬥爭當中已經失利了，所以只能去找海外的媒體去放風。
這裡最有動機的就是周永康，或者他背後的江系人馬，或者是周永康和現在江系的殘餘人馬聯合起來，或者是單獨做的。江本人現在肯定是不能再出來做任何事情了，就是說從他的身體狀況，和他的腦子的狀況來說的話，他是不可能出來了。前不久出的那些照片，看來都是PS，都是假的。他的主要軍師曾慶紅，有動機，但是沒有手段，因為他離開政壇的時間太長了，只能通過還在位的本派系的人馬行動，畢竟是隔了一層，不是自己動手的。加上隨著薄熙來的倒臺和周永康的失勢，失去權力，整個力量重組，就是原來江系的人馬現在基本上也都樹倒猢猻散，各自投了新的主人了。
這樣的話，唯一還在位的，儘管權力被剝奪了，但還能夠進行這樣子操作的人，只有周永康了。我們就要談一下週永康的失去權力和他的殘餘力量。由於當時胡溫和習近平沒有順勢拿下週永康，給他保留了位置，當然一個可能性是拿不動他，另一個可能性是不想讓中共跟著一起就倒掉，結果是什麼呢?使得周永康能夠利用這個還保留的職務繼續組織他的殘餘力量去興風作浪。
能夠對常委級的官員進行調查的有這麼幾個部門，中組部，中組部因為它需要委任，所以它可以調查省部級和潛在的省部級以上的高官，而且保留這些人檔案。但是如果中組部不經過授權的話，它是不敢對常委進行調查的，因為中組部畢竟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之下，它的級別比較低，它的日常工作是不應該去調查常委的。而中紀委它是可以調查的，但是顯然也需要授權，中紀委的權力應該要比中組部權力要大一些。
另外就(中共)中央辦公廳，你像中央辦公廳當年就對毛澤東搞竊聽，當年毛澤東權力那麼大的時候，它也能搞竊聽，那時候就是中辦主任楊尚昆搞的。但是中辦搞竊聽主要是公務記錄、歸檔，當時的竊聽也是以這個名義做的。而查別人家族的財產不是中辦的職權範圍，只要不是職權範圍，你要去做了就會引起懷疑。
剩下來的就是國家安全機構了，包括國安和公安，甚至檢察機關。他們即使在日常生活當中，不需要特別的授權，也可以去調查官員和親屬的財產，它是可以以日常工作的名義進行的，只要不去調查他們本人，而是從外圍，就是他們的這些財產的轉移啊，或者是他們的投資項目啊。
這些機構有一個特點，都屬於中央政法委周永康的管轄範圍。在開始出現薄熙來、周永康「陰謀篡權」這個傳說的時候，就有西方媒體提出來了，說鑒於周永康的情報機構掌握著所有官員，包括中共最高官員的把柄和他們的弱點所有的資料，所以別人不敢輕易動他。這種說法大概指的就是投鼠忌器，就是說一動他可能把自己的底給揭出來了。其實這種說法還不是很準確。因為真正要動哪一個人的時候，他立馬就喪失了他的自由，只有讓他喪失了自由，才是那些其他人，就是被他抓住了把柄或者弱點的這些人最安全的措施，而不是說不抓他，向他低頭是安全的措施，那是最不安全的。
像這種對家屬投資的調查，要讓那些私人公司把它的報表、投資者的資料交出來，沒有相當的權力機構是做不到的，不是執法機構是做不到的。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當記者他到這個泰鴻公司去調查的時候，向段偉紅出示投資人的姓名、背景的時候，段偉紅表示在沒有看到《紐約時報》給她提供資料的時候，她並不知道這些人是溫家寶的親戚或者朋友。不管段偉紅這句話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但至少可以證明《紐約時報》的消息並非是通過調查當事人，或者當事的公司得到的，而是從更高層其它途徑得到的，對當事人的調查只是核實消息而已。所以我想，所謂《紐約時報》自己進行的調查，只是拿到這些資料以後，選擇性的核實幾條而已。
事與願違的計謀
下面就要說，披露這些消息，它的目的是什麼?能不能達到那個目的?因為這兩次所謂的揭底都是通過海外媒體的曝光，儘管這是西方的主流大媒體，但是兩次曝光，中國大陸網路上立刻封鎖，國內微博等等也作為搜索的關鍵詞、敏感詞過濾了，因此在國內絕大部分的網民當中起不到特別大的作用。說要是在黨內鬥爭當中，通過外媒去發表兩篇文章就能夠起到抹黑的作用，而把對方搞垮，這個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要這樣就能把人搞垮的話，那也太容易了。
而西方主流社會閱讀《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讀者群當中，絕大部分人對中國的政治，不要說是沒有任何的影響力，就連弄清楚現在對薄熙來怎麼處理，十八大的人事布局要搞清楚都很困難。所以抹黑行動這個行動本身是精心計畫的。我這裡講的是「抹黑行動」，是一個行動，並不表示這個抹黑行動的材料是真還是假。這個計畫本身是精心策劃的，但是行動要起到什麼作用，好像卻不是一個很好的計畫，而是暴露了策劃者自己處境並不妙，就是他已經沒有別的途徑了，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就是說我要倒了，或者我要徹底完蛋，完蛋之前，我至少能把你給搞黑了。不能把你拖下水，也要把你搞黑了。好像只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然而從另外一邊來看的話，《紐約時報》報導以後幾個小時，人大常委會就宣布罷免薄熙來的人大代表資格，從而為對薄熙來進行法律程序掃清了最後一個障礙。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直接的聯繫?現在還很難說，但是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對王立軍的審判，對薄熙來指控的罪名，這我們以前都是討論過的，一直有一些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之嫌，尤其是對薄熙來「雙開」的時候所提出的罪名，顯然避開了一些重大的罪行，這是我們以前討論過的。
但是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一個趨勢，就是每次當薄熙來本人，或者是挺薄派，包括支持他的周永康和江系，如果他們鬧出一件什麼動靜來的話，都會迫使胡、溫、習增加反擊的力度，具體到外界能夠看見的，對薄熙來的處理就更果斷，下手更重。倒不一定說原來捨不得下手，因為誰都知道薄熙來心狠手辣，只要給個機會，他就能夠去殺人立威，從最高層他認為的對手到平民百姓，他誰都敢殺的。所以並不是說這些人不願意對薄熙來下手，而是說有很強的反對勢力和中間勢力可能會干擾阻止。而薄熙來本人的行動和挺薄派的動靜，無論是表面上來自中央，還是來自民間的毛左，都能夠給胡、溫、習提供足夠的理由來加重打擊力度。
比如說對谷開來審判的時候，當時就刻意避開了對薄熙來的牽連。但是從8月20日判谷開來以後，在這之後就發生了一個什麼重大的事件。習近平從9月1日開始失蹤，到9月5日公布對王立軍的指控的時候，就明顯的加上新的專門為牽連薄熙來的罪名。而這次，顯然一方面很可能會加快對薄熙來案的法庭的審理程序，當然我不認為這種審理程序會對中國的法治有任何促進作用，不過這個已經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另一方面，對周永康原計畫熬到十八大以後退休，顯然會蒙上陰影。儘管離十八大召開沒有幾天時間了，但是期間發生任何突發事件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而即使到十八大以後，繼續清算周永康的空間只會加大不會縮小。
胡溫和習近平手上不是沒有牌可以打，而是有沒有決心打。至少有兩個指控是可以把薄熙來和周永康及任何可能的後臺都置於死地的。一個就是公布他們陰謀篡權計畫的全部細節;第二個就是公布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還有其他的活摘器官的受害者，你像政治犯、良心犯、藏人、維吾爾人和地下教會成員，公布這些細節就能置他們於死地。
還有一個就是官員財產公開化、透明化的問題。有一種意見認為，這種對中共高官通過海外披露，有利於高級官員財產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我個人認為，公布財產是個體制問題，不是個人問題。中共那麼多年所謂反腐敗，清洗掉的官員也像模像樣的公布他們貪腐的財產，無論那些公布的財產是真是假，這些數量也不少了，這些個案的曝光無助於整個體制的進步。所以唯一的解決之道還是解決中共統治這個最根本問題。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