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成千上萬找工作的大軍，可能是引起西方和「剩餘」世界之間爆發經濟冷戰的另一個決定性的變數。在西方，讓許多人感到困惑的是：失業率的上升不僅是一個長期折磨發達國家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說道，「大學生、下崗工人和農民工都在等待一份工作，這是讓我最揪心的事情。」
然而，揪心的不僅僅是中國的領導人。第一次冷戰期間，洲際導彈的威脅讓世界的領導人們在酣夢中驚醒，如今，工人們就業的希望一個接著一個地破滅，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這種由不穩定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今也困擾著各國的領導人。
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使這種恐懼感在民眾中驟升。拜登向來是一個「先說再想」的人，他在2009年7月聲稱，美國經濟的衰退程度「比預期的還糟」。
政府二號人物的講話無疑讓美國的失業率迅速上升，且上升的速度之快比任何行政部門或者華爾街人士所預計得都快。
美國以外的就業景象也好不到哪兒去。全球許多領導人都被拜登的話所困擾，這句話就是全球的衰退「比預期的還糟」，而且全球在就業方面遭到的重創前所未有。
根據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說法，2009年是全球有史以來就業創造能力最糟糕的一年，甚至在2010年全球經濟曙光乍現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的失業率仍然是兩位數。
2010年春天，西班牙的失業率達到了令人恐怖的20%，比利時的失業率也達到了11.6%。與此同時，歐洲地區的失業率為10%，有些國家稍微高些。
比如比利時（11.6%）、法國（10.1%）和希臘（12.1%）。波蘭的失業率在2010年4月為12.3%，而且可能還會更高。土耳其的失業水平將近15%。
失業不但折磨著富有的國家，也折騰著窮困的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失業率也達到了兩位數。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南非——的失業率約為25%。儘管印度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印度的失業率在2010年初超過了10%。
發展中國家中，沒有哪個國家創造就業的壓力會比中國還大。這一事實可能會讓許多美國的法律制定者和公共媒體感到十分震驚，因為這些人錯誤地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快速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導致工人的充分就業，並且這種情形總是與西方國家工人就業機會的喪失相隨相伴。
然而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失業水平也已經非常之高，這讓中國共產黨感到就業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舉例而言，過去的10年時間裏，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工人已經無法從國有企業裡拿到工資。在1999年到2005年間，2100萬工人在下崗的潮流中失去工作。
這使得無數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失去生活來源、醫療保障、住房和教育經費——這些原本都是公共部門所提供的。同時，金融危機導致軍隊大量解雇臨時工。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有4100萬人丟掉了工作。官方估計，中國農民工失業的數量亦十分龐大，達到了2000萬人。
現在，儘管許多工人已經再次回到了中國經濟的運行體系之內，然而，他們與美國和歐洲的工人一樣地擔驚受怕，因為他們可能會因為生產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而再次丟掉工作機會。
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不僅把生產外包給成本更低的越南和柬埔寨，而且它們也更關心生產效率問題——技術的進步也會導致用工數量的減少。
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只會在未來使製造業就業機會喪失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化。這種情況與美國是多麼的相近啊，然而，中國竟然有人對此很不理解。
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許多人擁有大學文憑——他們是一些剛大學畢業、希望得到高薪和好職位的人。
總體來說，儘管以中國的經濟能力每年能夠創造600萬到800萬的就業崗位，然而，每年新進入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工人約為1000萬人。與此同時，許多中國在職的工人對工作條件和其他與之相關的問題感到越來越不滿意。
因此，在中國，怨聲載道的工人越來越多，其數量從2005年的8.7萬人上升到2009年的12.7萬人。2010年5月，本田公司的（一家日本汽車製造商）一個工廠發生了工人罷工的事件，因為工人不滿公司24%的提薪承諾。
一些西方跨國公司（以美國食品業巨頭肯德基為例），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工資，以平息中國工人的怒氣。因為中國工人難以管理，並且不甘於低收入，也不願在條件不佳的環境中工作。
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的國家之一，但是中國與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都面臨著政策上類似的兩難問題：怎樣保證工人就業，以及讓工人通過在工作崗位上的勞動獲得利益，唯有如此才能維持國內的和平和穩定。
如果沒有能夠應對好這種挑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安定水平都會大幅提升。保護主義的策略將帶來更高的風險，最終影響全球的貿易和投資水平，並將全世界推向經濟冷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