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土改消滅地主，集體化消滅自耕農，土地公有國有，其實就是黨有。全國唯一的大地主就是這樣煉成的！
姚依林之妹姚錦女士編著的《姚依林百夕談》一書裡記載：「當時農民仇恨地主，往往一來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厲害。如搭個‘坐蔣臺’，讓地主站上去，下邊拆臺，把地主摔下來。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蔭冠的父親是晉西北興縣首富、大地主兼工商業主，在縣城有四萬白洋買賣。他因是開明紳士，曾捐款一萬元抗戰，成為邊區參議會議員。土改到來後，他被鬥，用繩牽鼻，讓他的兒子牛蔭冠拉著遊街，牛蔭冠不敢不劃清界線。」
土改中，對付地主富農的辦法五花八門，慘絕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扑眼、耳朵插捻點燈之外，還有好多種。比如磨地，把棱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鬥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這上面來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
另一種辦法叫坐圪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裡面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裡，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櫃裡的人從這邊滑到那邊，又從那邊滑到這邊，全身被圪針刺得肉腫皮爛。
還有一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長城的烽火臺，有三丈高。墩下鋪滿碎石頭，被斗的人從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乾脆拿大石子朝他腦袋砸去，直到腦漿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個姓韓的教書先生，其妻被一個姓田的土改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將她摔死。田某還有意在推前鬆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褲子被沒收，轉手分給其他婦女穿。
一個叫週二的藥鋪掌櫃，被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腳朝前，被人拉著一路狂磨。他的身上還坐著一個女人，壓著一個石磨，為的是增加身體與地面的摩擦力。沒多久，後腦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來，一根一根的，腦漿與鮮血一路都是，慘不忍睹。
牛蔭冠晚年編寫的《牛蔭冠紀念集》中這樣寫道：「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
王若飛的夫人李佩芝，從延安到晉綏邊區從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積極份子，有一個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為小偷小摸，曾被村裡一個富裕中農打過。土改時，此人公報私仇，把那富裕中農打死。
群眾對此不滿，李佩芝卻回答說：「你們怎麼不懂得貧雇農的窮苦呢？正因為貧窮，所以才去偷東西。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階級界限。」此人極不爭氣，後又偷了軍區的一匹布，讓軍區給抓了起來，當做鬥爭對象押到會場。李佩芝端著碗飯送到會場給這個人吃，當即遭到群眾圍攻，李又振振有辭地推銷她那套階級界限理論。群眾心裏好壞分明，此事後來鬧得很大。
鬧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閨女。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份子又忙著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閨女來。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裡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斗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山西日報》記者魯順民在《「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說：「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禮的閨女就分配給了貧雇農。」
一些地區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財寶成為風潮，還發展成掃堂子運動。開始以村為單位，即讓地主、富農淨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為以區甚至以縣為單位的聯合掃蕩，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子。不僅僅是地主，一些中農也未能倖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歷時一年半的土改運動使解放區的整個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許多地區幾乎顆粒無收，餓死的黨員幹部、普通群眾不計其數。《山西曆代紀事本末》於《老區土地改革運動》一文中寫道：「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農285人、中農310人，貧雇農11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6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