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自述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有的以詩文標高自我，有的毛遂自薦求官，還有的「自為墓誌銘」作蓋棺定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這是屈原的自述，意思是說我本是古帝高陽氏的子孫，我的父親叫伯庸。
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皆為文人自述。李白《與韓荊州書》自述：「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這是一篇妙文，本來要低聲下氣求人引薦，卻又不失李白式「狂傲」，文中說自己「長價於薛、卞之門」，意思是說我的詩文或我這個人遇到識貨的人才有價。薛，即薛燭；卞，即卞和，一個善於識劍，一個善於識玉。表面上奉承韓荊州，實則給自己抬價。
杜甫在給唐玄宗的求職信裡這樣自述：「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作者把祖上的光輝歷史、個人的生活狀況、自身的才華全部端出來。最後說，有這樣的臣子，皇上您忍心棄之不用嗎？據說杜甫這封求職信及獻上的三篇拍馬大作得到了一個看管兵器庫房的小官。
陶潛、徐渭、張岱皆作過《自為墓誌銘》。徐渭八度鄉試落榜，從二十來歲考到四十四歲，人生去了大半，功名未就，精神失常，幾度自殺未成。徐渭是世人公認的曠世才子，一生著述很多，作品除了刻印的、被友人代管的，還有散失的賣掉的，晚年愈貧，文稿差不多賣盡了。《徐渭年表》載，徐渭73歲「死於家中一堆殘書舊稿中」。後人寫的徐渭傳，大部分參照作者的《自為墓誌銘》。作者在這篇墓誌銘中介紹了自己的身世和一生經歷。「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獨余書數千卷，浮磬二(壓卷的石頭)，研劍圖畫數，其所著詩文若干篇而已。劍畫先托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為友人某持去。」這裡透露了他的文章下落。
張岱是一個沒染指過官場的文本文人。中國的文人中，有很多是兩棲的，亦官亦文，官做得順利的時候，他便是官的身份，官做不成了，他便是文人身份。像張岱這樣的文人，可以代表中國文本文人性情。在儒家孔孟之道順化下的中國文化人多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現，外表搽一層粉，像張岱這樣的文人，是不搽粉的，無官無累，沒有必要偽裝自己，所以就乾脆要一個真實的自我：「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清兵入關，國破家亡，張岱入山著述，靠賣文為生。他的《石匱書》前後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書成之後以五百銀子賣給康熙朝提督浙江學政谷應泰，谷應泰更名編成《明史記事本末》，成為己有。
文人自述，一般少不了自誇自愛，但在這方面沒有比《後漢書》的作者範曄更出色的。他的《獄中與諸甥侄書》，堪稱文人自吹自愛的「代表作」。作者在文中寫道：「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範曄看別人的著作皆不滿意，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只有自己的著作「皆有精意深旨」，是「天下之奇作」，變化無窮，幾乎沒有一個多餘的字，以至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稱許它！這樣的自吹高度實為罕見。實際上範曄自有他的苦衷，他怕世人「貴古賤今」，埋沒他的大作，所以對自己的著作恣意狂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