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之國」丹麥，一個清廉之風扑面的美麗的北歐國家。它的廉政建設舉世公認，腐敗現象趨向於零，幾近絕跡。
多年來，丹麥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上常常名列第一、第二。2009年得9.3分緊追紐西蘭列第二，2010年同樣得9.3分與紐西蘭並列第一，2011年得9.4分又是緊隨紐西蘭之後列第二。丹麥的清廉是一貫的，也是整體性的，其清廉程度與不少國家相比可謂遙遙領先。
那麼，丹麥有怎樣的「秘方」使整個國家如此清廉？
系統的教育和平等的理念
丹麥政府非常重視平等理念，以及道德、廉潔和法制教育，並通過制度設計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從而減少貧富差距，遏制貪腐。對此，「全球商務反腐門戶」丹麥分公司首席執行官、著名反腐專家延斯•貝特爾森和丹麥外交部下屬的「國家反跨國行賄」機構負責人卡爾•克里斯蒂安•漢賽爾巴赫都深有同感，他們認為，政府的教育是成功的。
這些教育，就是為了使道德觀念、廉潔和法制意識深植國民心中。在丹麥，道德教育、廉潔教育和法制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對公務員，則更加重視廉政教育，年輕學生大學畢業初入公務員系統，培訓便接二連三，以使他們明瞭「腐敗」的界限。丹麥駐華大使裴德盛說，在丹麥，反腐敗是一個「內置的」概念，體現在生長環境、家庭、學校、工作場所等眾多領域，「因為有良好的（道德、廉潔、法制）教育、可以信賴的政府、好的私營部門，因此我們不需要做像貪污腐敗這種危險的、複雜的事情」。
同時，政府還相當重視企業人員的廉潔教育，每年都會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培訓企業員工，加深他們對腐敗的認識，並教他們如何應對腐敗環境。因此，丹麥企業都非常遵守制度和規則。
丹麥華商總會主席林燕標對此深有體會，他說：「在丹麥，任何事情都是按照規章制度來辦，如果你琢磨著走後門或者送禮，反而會導致你的事情辦不成。因為丹麥人會這樣考慮：‘你為什麼要送禮，是不是你本身有問題，所以才想到用送禮這種方式’，於是他們反而會加長審核時間。」
這種思維邏輯與國民公平、平等的理念息息相關。丹麥有句諺語，叫做「不要認為你有什麼特殊—你和我們每個人都一樣」。當然，這樣的價值觀，源於丹麥的文化和宗教傳統。裴德盛認為，丹麥沒有要去腐敗的理念和觀念，民眾都覺得，沒有腐敗才是正常的政治和社會現象。他甚至將之強調為丹麥的「幸運」，「在歷史傳統上，我們也沒有腐敗問題。我們的文化不相信賄賂、敲詐和腐敗」。同樣「幸運」的是，丹麥像其他北歐國家一樣，沒有經過政教合一的歷史時期，教派主要是歐洲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路德宗，舊教的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對其影響稀少，教義崇尚的是誠實可靠，不能生發非分之想、期望非分之財。
這樣的理念必然催生與此相應的體制，突出地表現在財富分配上，丹麥擁有世界上最公平的收入和財產分配制度，以高額稅收作為重新分配收入和財產的手段，確保社會的公平公正，並以此實現高福利。因此，丹麥的社會福利體系保證了國民都能擁有相對高的生活水準，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謀生型腐敗」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高福利大大壓縮了腐敗的邊際收益。
當然，生活高水準得益於50多年時間裏，丹麥「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丹麥統計局今年2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丹麥的人均GDP高達59955美元。
系統的教育和平等的理念，再加上特有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很大程度上有效遏制和減少了人們對金錢的慾望。也可以這麼說，在這種平等的社會中，腐敗很難滋生。
健康的機體和完善的制度
丹麥當然並沒有躺在「幸運」裡「無為而治」，就像重視教育一樣，國家同樣十分重視廉政制度建設，且制度設計防微杜漸，頗有預見性。
自然，廉政制度是孕育在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之中的，這就猶如只有母親健康，嬰兒發育才良好。丹麥之所以有良好的廉政制度，就緣於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健康。
丹麥的政治以及行政，崇尚公開透明，這是國家的一個主要原則。
政黨政治十分透明，法律規範了政黨籌款制度，實行按照得票的數量對政黨進行補貼的政策，個人向候選人捐款有明確限額並向社會公開。同時，擁有公開的現代公務員制度，佔職位少數的政務官通過選舉由黨派輪流充任，佔職位多數的事務官由考試錄用，不受政務官更迭的影響。行政的公開，主要體現在政府信息公開和政務運行公開。此外，每年發布預算白皮書，每位公民都能看到所有公共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情況。
同時，規範的市場經濟體制，也使政府部門難有設租尋租的機會。政府對企業的行政管制相當少，行政審批項目非常有限，公共服務實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制度，即資源配置充分市場化。即使政府在必要時對經濟進行干預，也不是以壟斷者的身份出現，而是扮演與私營部門同樣的競爭者角色。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制度中孕育的廉政制度，也就十分「強健」。
健全的法制，也是丹麥廉政制度的厚實基石。
裴德盛認為，一個社會對抗腐敗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擁有一個建立在憲法基礎之上的運作良好的司法體系。他介紹說，丹麥的這個體系的根基建立於1849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這部使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憲法，對權力進行了分割，促成了獨立的司法機構的建立並對立法和行政進行監督，從而為構建有效的反腐敗機制打下基礎。
丹麥的法院實行三級管理制度，最高法院法官由國王或女王任命。此外，還設有專門法庭，像特別訴訟法庭、海事法庭、仲裁法庭、商業法庭以及宗教法庭等。檢察機構雖隸屬司法部，但最高檢察院檢察官同樣由國王或女王任命。
貝特爾森說，丹麥對腐敗有明確的定義，且有嚴格的法律條款和監督機制防止腐敗發生。刑法不僅對受賄，還對行賄進行了嚴格規定，2000年又把犯罪範圍擴大到行賄外國官員。裴德盛介紹說，在反政府腐敗和商業腐敗方面，丹麥2008年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對行賄行為進一步作了明確，規定企業若出於商業目的為政府官員安排旅行、特殊服務以及贈送禮品，都屬犯罪行為，即便被對方拒絕亦視為犯罪。
完善的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也是丹麥建設清廉社會的一項制度設計。稅務部門負責統計國內全體公司和個人的財產，並對其經濟價值作出評估，這樣，稅務部門對政治人物和公務人員的財產狀況也瞭如指掌。所有人都必須如實申報。裴德盛說，住房、財產、土地都是經過所有者註冊的，相關部門不會允許任何瞞報的事情發生。尤其是在當今電子信息時代，要想隱瞞某處財產、土地或其他資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使得官員想要獲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區別對待都非常困難」。
丹麥的調查官制度也獨具特色。這項1955年推出的制度，旨在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保證民眾免受政府部門的不公正待遇。由議會選出並直接對議會負責的調查官，專門聽取公民對政府部門工作過失的意見，調查官員的舞弊事件，處理公務員的過失行為等。這一制度有效減少了官員的腐敗現象。
趨零的案件和幸福的國民
制度當然需要具體的內容「附麗」，不然，徒具「骨架」，還是不實用，且沒有實效。丹麥規定嚴格的廉政制度都十分具體，真正做到了不棄點滴，哪怕是最細枝末節的制度規定。
為防止官員公私不分，政府各部門、議會、軍隊等均設有專職的管理人員，負責替出差人員通過旅行社預訂旅館和機票，如果目的地是偏遠國家，旅行社無法從丹麥預訂，出差官員才可以自行解決。同時，出差人員只能乘坐公共汽車，如果出差地沒有公交車輛，才可乘坐出租車。對官方代表團出訪經過第三國也有嚴格限制，規定不能在沒有公務活動的國家過夜，除非當天沒有返程的交通工具。
而且，除了首相、副首相、議會主席、各部大臣外，其他官員的乘車、乘船，包括住房標準全都一樣。
裴德盛介紹，丹麥制定了很多規定和政策告訴人們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公務員絕對不可以私用公款，不管額度多少，接受多小額度的賄賂都是犯罪。「超標」享受同樣不被允許，即使是在各種政府聚會或宴請中，也不準提供香菸或雪茄。
當然，規定能得到嚴格執行，有賴於打造了一套完善的監督體系。
丹麥的監督，有議會監督、政黨監督、專門機構監督，還有強大的媒體監督。同時，丹麥人普遍認為反腐敗不僅僅是議會、政府和司法的事，更是全社會的事，社會團體和民眾都有很強的監督意識。
正因為制度嚴密，監督嚴厲，丹麥官員就像裴德盛所說的「基本不敢趟入腐敗渾水」。他和他的同事甚至回憶不出這些年來丹麥發生過什麼腐敗案件。當然，腐敗趨於零並不是說徹底絕跡。最近一次具有轟動性的腐敗案發生在2002年，時任哥本哈根市法魯姆區區長彼得•布里克斯托夫特挪用公款用於個人吃喝，媒體曝光後成為一大醜聞，布里克斯托夫特最終鋃鐺入獄。近幾年內還有一個案子是，有人為提前拿到駕駛證，給承辦警官送錢，東窗事發後行賄受賄兩方都被繩之以法。
這兩個案子涉及的數額都非常小，比如警官收受的是500克朗（約合555元人民幣），在別的國家很可能被認為是「不值挂齒」的一樁小事。然而，在對腐敗「零容忍」的丹麥，仍然無法容忍，必須嚴懲。
貝特爾森認為，在丹麥，無論你任職於公共還是私人機構，想要渾水摸魚，不是件容易的事。國家甚至還有禁止國內公司在海外實施商務行賄的《零容忍政策》，政府會派遣專門的諮詢人員駐紮海外，幫助丹麥公司避開違法行為。因此，透明國際稱丹麥是「積極實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反行賄公約》的範例」。
確實，社會整體的清廉，成了國民幸福的保證。荷蘭鹿特丹大學「世界幸福資料庫」和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起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均顯示，在過去20多年間，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都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居民，丹麥民眾尤為突出。蓋洛普的一份「國民生活滿意度」調查顯示，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個國家中，丹麥當選為「最幸福國家」；經合組織2011年10月發布的一份「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也顯示，丹麥民眾的「生活滿意度」排名第一。經合組織經濟學家尤斯蒂娜•菲舍爾說：「丹麥是居民相互信任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國民安享幸福，是制度最大的成功，自然，丹麥的廉政制度功不可沒。這些可以被從容拷貝的制度或許不能稱之為「秘方」，貴在欲效法者結合國情，「對症下藥」，且能戮力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