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餘年的高速增長將中國經濟帶到了一個更高的起點。按總量計算，中國已是第二大經濟體；按人均收入水平計算，中國已經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根據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遠景，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那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併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然而，靠什麼來實現這個目標？對於這個問題，幾乎所有人都能夠毫不猶豫地給出標準化的答案：改革、轉型。進一步，對於改什麼、往哪轉，許多人還能朗朗上口地給出同樣是標準化的答案：城市化、經濟結構轉型、收入分配改革等。筆者無力用此短文去闡釋改革轉型的戰略和步驟，只是想討論一下「標準化答案」中包含的三個錯誤傾向。
錯誤傾向之一：過度強調城市化
長期以來，國內外經濟學界都接納了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廣義的）工業化。筆者也曾經一直在宣揚這個觀點，之所以如此，起因於觀察到的兩個常用指標：中國的非農就業比重超過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剛剛過50%。因此，直覺很容易使我們以為城市化比工業化慢了10個百分點。但這是錯誤的。
以美國、日本、德國為例。這三個國家都早已完成了工業化，其非農就業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總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重遠低於90%。在2010年，美、日、德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別為82%、67%和74%。延續對中國的分析思路，美、日、德三國似乎也是屬於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國家。那麼，哪些國家的城市化沒有落後於工業化呢？巴西！作為一個常常被引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在2010年，巴西的非農就業比重和總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分別為83%和86%。
實際上，上述四個國家的案例僅僅是闡述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非農就業是關鍵，工業化應領先於城市化，這樣才能保證城市裡不會集聚大量的無業遊民和貧民。為此，我們可以採用這樣一個指標來重新界定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係：城市人口比重/非農就業比重。2010年，中、美、日、德和巴西的這個指標分別為0.71、0.83、0.69、0.75和1.04，中國介於日本和德國之間。
經過簡單的計算我們就能發現，單純的城市化遠非我們想像的那樣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以美國城市人口比重/非農就業比重（0.83）作為一個不會發生大量城市無業遊民和貧民的閾值，再假設中國的工業化停滯以至於非農就業比重維持在60%的水平不變，那麼，中國的城市人口至多只能達到總人口的53%──這只比目前的水平高二到三個百分點，按照過去城市化的速度，明年或至多後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就會達到這個臨界點。
所以，在「三化」（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須以非農就業的增加為基礎，城市化絕不能成為單獨的政策目標。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過圈地來推動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鐵在內的基礎設施項目來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錯誤傾向之二：過度強調消費
同樣還存在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中國經濟是靠外需拉動的。而統計數據表明，在中國GDP的支出結構中，過去10年中內需（國內消費和投資）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除了2006、2007兩年由於外部經濟（主要是美國）過度消費拉高了中國的外需比重，外需一般只佔到GDP的2%到3%。在內需中，除了2008年的危機衝擊和之後的擴張政策，消費的比重一般超過投資的比重達8到10個百分點左右。
既然內需、尤其是消費一直是中國GDP構成中的主要成分，那麼，如何繼續提高消費的比重呢？或者，反過來提問：過度強調消費主導會產生什麼後果呢？
在回答上述問題前，再指出一個目前流行的錯誤觀點：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的理論和現實告訴我們，增長只有兩個源泉：要素（勞動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在封閉經濟環境下，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的話，消費的增長意味著儲蓄乃至投資的減少，投資的減少又意味著經濟的減速和可供消費的資源的減少。所以，沒有技術進步支撐的消費主導是不可能維持的。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在不考慮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消費主導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情形有兩個：第一，消費增長如果能夠伴隨淨出口的下降，即經濟從依賴國外消費轉向依賴國內消費，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也可以維持；第二，進一步，如果能夠借用國外儲蓄、即淨出口為負，則更能夠支持消費主導的GDP支出結構。但是，縱觀世界，在過去幾十年中能夠持續借用國外儲蓄的國家只有美國，而美國的這種能力來自美元霸權及其背後的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實力。
所以，消費主導的GDP支出結構，只有在經濟從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的基礎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幣有能力成為關鍵儲備貨幣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導的。否則，消費的增長只能維持在抵補外需、保持經常項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導致投資的趨勢性下降。
錯誤傾向之三：過度強調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問題在中國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為了倡導收入分配改革，一些激進的論者常常引用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收入分配不公是導致這次全球危機的主要因素。對此，以危機的震源──美國為例。1999年，美國的基尼係數是0.399，危機全面爆發前的2007年是0.394，基尼係數沒有顯著惡化。1999年，美國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5%家庭分別佔有總收入的49.4%和21.5%，2007年這兩個指標分別變為49.7%和21.2%，家庭收入分配格局也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如果再考察歐洲國家，情況也大體如此。換言之，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的確存在，但絕非導致這次危機的主要因素，甚至就不是危機發生的因。
恰恰相反，對收入分配問題過度的強調、以至於陷入福利主義的桎梏，卻是這次發達國家陷入危機的重要基礎。歐洲的福利主義大家皆以熟知，美國──一個常常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經濟領頭羊的國家──實際上也已經在過去幾十年中蛻變為了福利主義國家，只不過這種福利主義主要是通過金融手段、而非歐洲國家的財政手段。美國的金融手段就是次貸。事後我們知道，次貸不出問題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次貸的對象都是那些沒有償還能力、甚至沒有償還意願的中低收入家庭。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次貸會如此普及，為什麼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政黨、政府部門會如此熟視無睹？在《金融危機調查報告》中，美國國會組織的專家組總結道，次貸危機的基礎就是美國政府、政黨煽動的人人擁有住房的所謂「美國夢」。
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當然要比其他國家嚴重，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發展階段相關的。可以看到，在全球216個人口在三萬以上的國家/經濟體中，發達經濟體的基尼係數較低，低收入國家和窮國的基尼係數與發達國家一樣低，中等收入國家的基尼係數較高，而中等收入國家中的上中等收入國家（如中國）又比下中等收入國家（如印度）具有更高的基尼係數。這種狀況並非什麼奇怪的事情，庫茨涅茨的倒U曲線早就分析了收入分配先是隨經濟增長惡化、然後逐步改善的規律。
具體而言，城鄉差異、東中西部差異、部門收入分配問題是造成中國基尼係數較高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城鄉差異和東中西部差異需要通過繼續的工業化予以消解，政府部門收入佔比過高需要通過政府職能改革予以解決。如果超越發展階段，迴避政府職能改革這樣的難題，而是以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簡單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義之實，那將很可能成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不幸的是，這種追求在政治上是最有誘惑力的，在輿論上是最能得到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