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了。這次的十八大和美國大選一樣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很多人認為這兩件事，都具有決定人類命運的重要性。美國是否能夠從衰落中再次興起，確實非常重要。那麼中國為什麼也很重要呢？
因為中國這個最後和最大的共產黨國家，和二十年前的蘇聯一樣，面臨著不得不進行一場徹底變化的轉折點。當年的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曾經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的人口世界第一；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二；軍事力量世界第三。其重要性與當年的蘇聯和東歐集團相比，大致相當。如果她從獨裁專制的共產黨體制，轉變成為民主的政體，或者任何其他的政治制度，都將使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格局產生革命性的變化。
中國的半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了無法持續下去的階段。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很高，但是國內消費卻很小，生產主要依靠國際市場。按照生產總值計算，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國內市場計算卻是個經濟小國。
這樣的結構不僅難以應付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且給其他國家的市場造成了困擾，不可能被其他國家長期容忍。而且正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就更加讓其他國家難以長期容忍。這種殖民地式的經濟模式對其他國家的正常經濟破壞力也相對很強。它所造成的經濟衰退，現在已經反過來影響了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所謂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了轉折點；或者變成完全的市場經濟；經過痛苦的調整之後，改變結構成為以國內消費市場為主的正常的經濟結構。這樣經濟可以平穩地繼續發展，可是一黨專政將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自由化，以及它所帶來的官場腐敗的極度擴展而崩潰；或者擴大名義上的國營經濟，實際上的黨營經濟。這樣可以保證黨對社會的控制力。最近十年來正是這樣做的。那麼生產和經營的效率必然會大幅度下滑；腐敗水平會加速上升；再加上已經超過危險線的基尼係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大，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必將爆發。這個體制，這個政權還是會崩潰。
共產黨內的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危險的悖論。他們和老百姓一樣期待著政治體制的改革，因為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進一步自由化的經濟體制，是調整經濟結構的前提，而經濟結構調整為主要依靠國內市場，並且擴大進口市場，是保持經濟發展和緩和國際貿易糾紛的前提條件。而經濟結構進一步的自由化，必須也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或者說，真正的民主和相應的法律保障，是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前提條件和必然結果。
沒有政治體制的根本性的改革，就沒有結構調整的可能，也就沒有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也就無法走出死胡同。這也正是人們殷切地關注著中共十八大的主要原因。如果十八大的領導集團能夠完成和平演變，那麼中國就可以走出死胡同，而且是以損失較小，代價較小的方式走出死胡同。
如果不能和平演變，幾乎可以肯定隨之而來的就是暴力革命。在暴力革命中，上層階級付出的代價將遠遠大於中產和下層民眾，而且肯定包括流血的代價。因此，新一代的集體領導中的一些明智的人，懂得這是唯一的出路，也正在釋放著改革的決心，或者說正在製造輿論。
但不是所有人都期待著政治體制改革，因為真正的改革必然是一場巨大的利益調整。很多有錢有勢的人會失去他們即得的權勢和利益；更多的窮人會得到利益和人權保障。改革會得到窮人的支持，但同時也會得到富人的強大的反抗。一般來說，窮人的數量很大，可是對政治的影響力遠遠小於富人。在專制體制下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現在的中國和民主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人民大眾幾乎沒有決定權。而正在北京開會的幾千名黨的代表也只有微乎其微的決定權。決定權掌握在現任的和前任的幾百名中央委員們的手裡，也就是通常人們議論的寡頭政治再加上老人政治。
從開會的第一天看，就形勢不妙。老人們昂首挺胸地走進了會場，標誌著他們贏得了這場競賽。政治報告給繼任的寡頭們定下了調子：既不能走毛澤東左派的老路（這是一句廢話。因為誰都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了）；也不能走民主國家的邪路。必須和只准許在保證一黨專政前提下的小幅度調整。換句話說：泰坦尼克號只能沿著既定的航線，災難性的、毫無希望的衝向已經可以看見的冰山。
不過政治報告也不一定就算數。故事總是會有情節變化和跌宕起伏。特別是在專制暴君面前的保證，不一定就是真的。很多人都把希望寄託在新一代領導人掌握實權之後再翻臉不認人。蘇聯的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麼幹過；中國的鄧小平和華國鋒也曾經這麼幹過。古代的歷史故事就更多了，這不是什麼新鮮的創舉。
我和他們一樣抱有這樣的希望。但也做好了另一種準備。因為民主強國們的資產階級，並不一定希望和容忍失去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就增加了中國民主化的難度，延長了四分之一人類的苦難，也延長了人類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