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網上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59%有離開的打算，另有11%已展開了離開的行動。
他們選擇離去的主要原因是：房價太高、消費水平高、難以融入該城市、工作壓力大和競爭激烈。」不少人對這一趨勢表示歡迎。
他們認為，大城市目前已經不堪重壓，年輕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學畢業與其在「北上廣」當「蟻族」，不如退居二線城市發展。這也是市場對人力資源的健康調節。
安邦諮詢高級研究員唐黎明女士，則以動人的感性對此提出質疑：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楊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二三線城市發展快，房價低，工資水平也不錯，建議女性‘蟻族’到那裡去發展。楊瀾話音剛落，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就給了她強有力的支持。
兩家機構聯袂宣布，1~2月，北京市四環以內期房均價突破3萬元大關，達到每平方米31220元，同時六環以外的房價也首次突破萬元大關，達到每平方米10409元。在冷冰冰的房價火箭面前，陳華偉代表的看法確實不容置疑，而楊瀾委員的溫婉建議更是顯得那麼貼心。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了春節期間東方衛視的一期節目「阿拉都是上海人」。在那期節目裡，作為上海人優秀代表的楊瀾女士動情地談起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奮鬥史。
當年，為了逃婚，楊瀾的外婆隻身從寧波來到了上海，通過縫補衣服白手起家，並在這裡生兒育女，讓一個家族慢慢繁衍興盛起來。
對此，楊瀾無比感慨，她認為，正是因為這個城市慷慨的包容了無數像她外婆這樣的草根階層，給了他們奮鬥的機會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如此迷人的內涵和強大的根基。
我們相信，無論是作為委員的楊瀾還是作為外孫女的楊瀾，她在鏡頭前的發言其實都是完全真實和誠懇的。如果說她關於城市的這兩番話看起來有什麼衝突的話，其實只能說明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本身可能已經發生了不小的偏差。
一線城市房價攀升帶來的一個階層的整體擠出效應，不但吹熄了草根階層內心的希望，也會動搖中國城市化進程那看似堅不可摧的根基，因為它把城市化的源頭活水，移民及其社會流動，選擇性的阻斷了。
恰恰是這一流動趨勢，才是中國過去30年城市化的動力與活力之所在，而京滬商業區那些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只不過是脆弱浮華的表象而已。」
這種情感的質疑，其實一直指我們的經濟理性。「逃離北上廣」的潮流顯示出：中國的未來已經被房價所劫持。
筆者一貫認為，市場上的高房價會降低城市人口素質、傷害中國的競爭力。應該說，近年來中國的二、三線城市發展迅猛，許多大企業、外資在那裡安營紮寨。一線城市的人才向二、三線分流，也屬於正常的市場調節。但是，分流以後，一線城市怎麼辦？
這個問題看似荒唐。明擺著：一線城市的「蟻族」早就人滿為患，怎麼分流還會有問題呢？我五六年前寫過一系列文章（收入《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和《怎樣做大國》兩書中），分析並呼籲中國早點為勞工短缺作準備。當時許多人稱我是在美國住得太久，「不瞭解中國國情」。現在看看如何？究竟是誰瞭解「中國國情」呢？
相對於其他的政治、經濟因素來，只要統計資料週全，人口趨勢相對能夠比較準確地預測。而且，如果說經濟趨勢是條小快艇的話，人口趨勢就是只航空母艦，進入自己的航程後，掉頭非常緩慢。
如今高考人數每年都在下降，年輕勞動力的供應開始減少已經是個不爭之事實。這種趨勢，早晚會影響到一線的城市。
首先，我們不妨先看看「北上廣」的性質。
「北上廣」被稱為「一線城市」。所謂「一線城市」，是指中國的國際性大都市：不僅人口規模最大，其經濟也和世界經濟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廣」外，深圳、天津、重慶等大都市也可勉強算入「一線」之列。
這些「一線城市」，構成了中國經濟的神經指揮系統，具有非凡的戰略意義。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輝煌成就，基於兩大動力：一是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一是從「自力更生」式的封閉社會走向與西方所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整合。
中國在這一時期是外資、發達國家的企業「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貿出口也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引擎。這種「外來影響」遍佈中國各地。
特別是沿海地區，哪怕中小城鎮的經濟也瞄準著國際市場。但是，內地和沿海中小城市的經濟，離開了「一線城市」的服務則很難運作。
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二元經濟」的結構。在八十年代以前，雙方長期「老死不相往來」，在發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有著巨大的鴻溝，彼此並非一夜之間就能「接軌」。
「一線城市」的關鍵性國際功能也正是在這裡顯示出來。因為「一線城市」多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資訊發達，且最先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進而在這種二元結構之間充當起橋樑。
這從「北上廣」的社會現實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這些城市的金融貿易中心，與紐約、東京、倫敦、巴黎幾乎在一個平面運行，國際商業巨頭在這些城市間的穿梭活動已經成了家常便飯。
另一方面，「北上廣」居民從內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還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為什麼需要分開使用。
比爾.蓋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廣」，和這些鄉下人的物理距離也許就在咫尺之間。更不用說，這些保姆家鄉鄰居家聰明的孩子，可能已經在美國的名校畢業，並在華爾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錦還鄉，正以其跨越兩個世界的豐富經驗，在「北上廣」扮演著整合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性角色。
這也難怪，「一線城市」常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城市，服務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線城市來要高得多。沒有「北上廣」的中介，中國內地經濟就會和世界市場脫節。
在一個昨天還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開、今天就要生產iPhone、明天就要為世界創造綠色能源的時代，「一線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夠適應變化、跟得上日新月異的經濟與技術轉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勞動力。
年輕人還沒有成功時是「蟻族」，這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美國大學生畢業後奮鬥，在紐約住地下室、和老鼠同屋的說法，雖然有些誇張，但也是多少代人之間的傳奇。不過，這種落魄，和創造是同步的。
許多高科技產業，就是在發明者簡陋的車房裡起家的。等這些人功成名就、有錢住得起豪宅時，對社會而言反而沒有創造力甚至停止創造了。比爾.蓋茨創建微軟時年方二十。Mark Elliot Zuckerberg創建facebook時還不足二十。在矽谷年過四十就「老了」。
可見，即使在美國這種成熟的經濟中，年輕人也最具創新的能力。中國則屬於崛起經濟，變化比美國劇烈得多。跟上、適應、並最終領導這種變化，則非要依靠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不可。
比爾.蓋茨對世界貢獻最大的時候恐怕還是在他創業階段，而不是功成名就、獲得了巨大財富之際。財富和名望反映的是過去的業績，而非進行時態中的現在。
用房價門檻把創業期和創業準備期的年輕人驅除出「北上廣」，實際上就等於把最有創造力的一部分人從經濟的神經系統中清除。
西方素來有「舊財富」(old money)與「新財富」(new money)之分。所謂「舊財富」，是指繼承財富，許多有閑階層可以靠著這筆財富而不必工作，在家養尊處優。
「新財富」則往往是自己創造的財富。創造者們經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並且一直拚命工作。也正是由於這種不同，「舊財富」與「新財富」擁有者甚至選擇的居住地點都有所不同。
比如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紐約長島的黃金海岸、紐約曼哈頓上城東區、波士頓的Beacon Hill等等，都是這些「舊財富」擁有者的聚居地。
而矽谷、曼哈頓下城區等等，則為「新財富」所主宰。這種「新財富」一直是驅動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從來不會被「舊財富」所邊緣化。美國社會崇拜的，還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會看到有錢的紳士淑女們對餐館裡端盤子的年輕人十分尊重。
中國剛剛經濟起飛，但在美國著名諮詢公司美世公司發布的《全球生活成本》的城市排名中，北京位居全球第9，上海第11。
這種地位顯然是被高昂的房價所推上去的，而中國的人均GDP也才排在世界第98位。這就使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很難在生活費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如果我們把房價作為「一線城市」的准入門檻，使那些有智力資源而暫無經濟資源的年輕一代不得其門而入，那麼「北上廣」就會迅速淪落為「舊財富」的城市，使之從中國經濟的引擎蛻化為寄生階層的堡壘。「逃離北上廣」所說明的，是社會流動的停滯、中國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