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本週閉幕，11月15日上午，七名新任常委走進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在場的500多名各國記者時，並向全國直播。他們的人選與海外媒體幾週之前的預測並無出入。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是，當天下午，習近平的講話中，他盛讚全退的胡錦濤，「帶頭退出黨中央領導崗位，體現了崇高品德和高風亮節」。
根據《紐約時報》製作的圖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新任的常委班子，將面臨20名仍在世的退休政治局常委的監督，去掉早已失勢的汪東興和胡啟立，加上仍有影響的宋平等老人，包括兩名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元老總數仍在20人左右。
根據中共的遊戲原則，18大七名常委中，除了習、李外有五人將在五年後退休，五名新退休的常委，也將加入這一龐大的元老隊伍。
前一天的《朝日新聞》報導胡錦濤以全退，即不僅卸任總書記一職，還卸任軍委主席在內的所有黨內要職為代價，約定黨內元老不再干預政治。
據該報導，黨內會議上，胡錦濤提出：首先，無論曾經是否位居要職，卸任後絕不干預政治；其次，包括軍委主席在內，今後決不允許出現任何延長引退時期的人事例外。會議還決定撤去位於中南海內的江澤民辦公室，將全面廢除「黨內重要事項需向江匯報」的內部規則。
雖然有胡錦濤的努力和所謂約定，但一般認為，元老政治在後強人時代的中國無法杜絕，並將成為一個影響政局和改革走向的重要因素。
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十八大中國現代政治元年》，與《中國新政治生態下的政治改革》，以元老政治為切入點，對中國當前的政治轉型做了深入的觀察。
鄭永年認為，十八大之後，中國政治的結構產生了兩個方面的質的變化。
首先，是強人政治轉向了後強人政治。不再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的局面。客觀的現實是，「沒有人可以說了算」，隨著政治強人的過去，接班人產生的方式也發生了質的變化。
在毛澤東的強人政治時代，接班人是非常傳統的「指定方式」，實行的是帝王般的「指定方式」。
鄧小平時代有些變化，儘管也是指定方式，但有了些「協商」的意味。在「選拔」接班人的時候，他必須參考其他領導人的意見，照顧到他們的利益。
鄧小平之後，沒有人可以指定接班人。江澤民本人由鄧小平指定，但他自己並沒能指定其接班人，胡錦濤的情況也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大產生的一代領導人是第一代用非「指定」的方式產生的領導人，也就是用政治方式產生的第一代領導人。
以薄熙來事件作為標誌，中共黨內政治公開競爭開始，接班人既然已經不是用指定方式產生，那麼其產生接班人的方式是否合理就變得重要起來。
但問題是，如《紐約時報》報導中說的，既沒有權威者制定，也沒有大家都接受的民主規則。自然是一片混亂。
鄭永年認為，黨內政治結構的變化表明黨內民主和競爭已經不可避免，但問題在於支撐黨內民主和競爭的制度建設水平仍然很低，在很多方面的制度甚至還沒有到位，這造成了十八大之前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各種人事安排的版本與高層貪腐的在海外媒體流傳。
鄭永年認為，中國當年政治的一個很大問題是，「還沒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對現存領導人的內部制約大多來自於幾代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那些退休下來的領導人仍然在繼續主導接班人問題。退休領導人、現任領導人和未來領導人，這種多角色的高度互動使得中國政治異常複雜。
在中國最近的政治實踐中，很明顯的趨向就是職位的個人化，即使一個特定的個人離開了職位，仍然有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徑來繼續行使其權力，繼續擴張著其權力。一個幹部退休之後，自己也不認為自己已經退休了，其原來的權力關係網也仍然把他當成長官。
一些退休領導人並沒有退出政治，而是通過各種方法來干預政治。每當關鍵時刻，他們都會主動或者被動地出現在公眾場合，以表示他們政治影響力的存在。這樣，他們的存在很容易演變成代表一個利益鏈，作為利益鏈來影響政治。
鄭永年說，在任何國家，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如果非正式制度過度，不僅會有效制約正式制度的運作，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會癱瘓正式制度。
在外界來看，中國除了一套正式制度在台面上運作，人們很容易感覺得到其他隱形的制度的存在和運作。有人稱其為「影子政府」或者「影子政黨」。
元老政治的運作，導致當前中國政治內部多元化過度，反而癱瘓了政府進行重大改革，回應社會呼聲的能力。
在西方民主國家，無論效率如何，不管怎樣，政治責任是非常明確的。總統和總理可以任命部長，也可以解雇部長。但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西方類型的政黨，執政黨掌管重大政策的決定及其實施權，但無論是政治局的總書記還是國務院總理都沒有可能組成自己的執政團隊，因為這個執政團隊是集體選擇（選拔）出來的。
在今天，他們往往是黨內不同利益妥協的結果。實際上，在執政團隊的選拔方面已經越來越呈現出政治化的傾向，即權力的分配傾向於為了增進各種個別利益而非執政黨的整體利益。因為沒有自己的執政團隊，無論是總書記還是總理都很難決策和執行政策，已經造成了執政黨和政府不作為、既得利益和官僚坐大的局面。
鄭永年擔心，如果各種權勢者和政治元老通過非正式的途徑在背後操縱國家的命運，而一般社會成員沒有政治的途徑來影響國家政策，那麼社會對體制的怨恨會越來越重。
他建議，中國應該加緊正式政治表達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人大和政協（「兩會」）等基本國家制度，讓元老重臣們通過公開的體制內既存的渠道發揮影響。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民間社會的政治參與壓力遽然增大，除了高層的政治設計外，對社會呼聲的吸納也是中國政治轉型的關鍵難點。
鄭永年認為，中國社會存在著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等級制度，也沒有印度那樣的種性制度。幾千年來，中國人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等精神；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成長，但總體規模仍然很小，窮人（或者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仍然居多，社會的政治參與往往體現為非理性。
其次，中國社會群體中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會的發展，他們的政治期待持續提高；但社會參與也經常表現為無序的參與，一些人通過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則通過非正常的渠道，例如通過製造事件來「參與」政治。
因此，中國式的社會政治參與遠沒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參與經常給政府帶來莫大的壓力，在進行頂層設計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基層設計。如果說頂層設計涉及到的是黨內民主，那麼基層設計更多的是關乎「人民民主」或者社會民主。
鄭永年警告，今天的中國一個危險的現象是，各種「隱形」政治力量或者特權階層都深居「城堡」，操縱著國家政治，而對社會層面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遷、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已經深化到了什麼程度毫無感覺,執政者既無法超越也無法克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面對越來越多的社會怨恨，只能救火，而無法通過改革而解決問題。
他警告說，如果頂層和基層、政府和社會繼續脫節，必然最終造成中國數千年一而再、再而三發生過的革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