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後中共的權力爭鬥
毛死後權力爭鬥立刻拉開序幕。
毛的遺體放在人民大會堂供人瞻仰的期間，我奉命出任毛的遺體保護組副組長。組長是衛生部長劉湘屏。臨時辦公室設在河南廳。汪東興那時也住在人民大會堂，負責警衛工作。我和汪東興遷離中南海後，便不容易感受到政爭的每個脈動。但華國鋒會通告汪政壇的所有動靜，汪隨後也告訴我。
汪告訴我，自從毛去世以後，江青參加政治局會議，大家對她的態度大變。汪說：「過去江青一到會場，大家都站起來讓坐。會上只要江青一講話，大家立刻安靜下來，聽她一個人講，沒有人敢於反駁。現在不同了，江青進入會場，沒有人站起來，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談，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個位子坐下來。她要求發言，沒有人聽她的，大家紛紛講話，毫不客氣。這可是同過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處境仍很危險。江青知道了我們沒有把握能把遺體保存下來，她和毛遠新雙雙表示你們不管這件事。看來江青要在保存遺體上大做文章。汪東興覺得江青往後想將此事嫁禍於華國鋒。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會吃不了兜著走。
我是遺體保護組副組長，江青自然也可對我大加攻伐。組長劉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後，我仍首當其衝，未來的命運陰雲重重。
追悼會以後，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時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江青到工字樓來看望醫療組的全體人員。江青說，要組織大家學《毛澤東選集》。她說，抗日戰爭以後，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寫的，只不過沒有寫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說：「你們都知道張學良吧。他在臺灣可以上小飯館，看電影，上禮拜堂，但是不許同別人談話。只有一個知心的趙四小姐可以談話。這樣子活著有什麼意思？我有思想準備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有辦法打倒他們。我不告訴你們我的辦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東興，告訴了江青的這些話。
汪說：「現在江青這四個人活動得很厲害。上海已經將槍發給了民兵。遲群在清華大學組織民兵師，遲群和毛遠新勾結得很緊。瀋陽軍區有人報告，毛遠新正策劃調裝甲師到北京來。這些就是江青說的，她的辦法。看來他們要動手了。」
我問汪有什麼對策。汪說：「我已經同華（國鋒）主席說，現在不動手不行了。軍隊由葉帥掌握，我則率領警衛團（即八三四一部隊）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動手時由葉帥向北京衛戌司令吳忠打招呼，警衛師是他指揮的，不要警衛團和警衛師打起來。」姚文元的警衛是從北京警衛師裡調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動一定要有警衛師的合作。
汪又囑咐我說：「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幹什麼不要拒絕。這事只有我、華主席和葉帥知道，沒有告訴別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穩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這裡跑，我有事會通知你。」
我也在這決戰的最後關頭膽戰心驚。但汪東興的警衛團控制了整個中南海，這次的宮延政變捉拿江青四人幫，將如同瓮中捉鱉。
醫療組的醫生護士已收拾行囊，準備離開工字樓。許多人紛紛要求希望能同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拍一張合影，留作這一段工作的紀念。我將大家的提議，打電話告訴了汪東興的秘書。汪告訴我，同意大家的建議，等候通知。
幾天後，我更加緊張。十月四日上午十一點鐘，張玉鳳跑到工字樓來，說江青讓大家快些吃飯，飯後到景山去摘只果，並且要帶上《毛澤東選集》，到北海仿膳去學習。
到景山半個多小時後，大家已摘了十幾筐的只果。江青姍姍來遲，晃了一下，然後叫大家隨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後，江青說：「本來打算九號才找你們，可是怕你們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們來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
江讓大家發言，但沒有人說話。
江青說：「你們知識份子愛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機車車輛廠，工人們爭著發言，到下班的時候，都不走。搞修正主義的人，能辦得到嗎？鄧小平就是吳三桂，出賣國家主權，把原油、白布往外賣。白布染一下，就要賣很多錢。主席病重，雙目失明，鄧小平還迫害主席，送材料給主席看，說主席同史達林的晚年一樣，有意氣主席。現在還有人在跳梁小丑，讓他跳吧。看他還能跳幾天。」
江青的這些話，在我聽來，用意十分明顯。這分明是江青一夥已經準備好，要「逼宮」奪權了。
我們回到中南海前，汪東興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閣照像。同時華國鋒來電話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閣照像，然後開政治局會。
江青接到電話通知自言自語說：「要開會，怎麼事先不通知，臨時通知？也沒有說討論什麼事情。」
我們由北海趕到紫光閣。一組的全部工作人員和一中隊及服務科值班人員已經都齊了。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及汪東興到了以後，照了一張合影。在分散的時候，汪東興叫了我，同我說，夜裡到他那裡去，有事情。
我夜裡十一點鐘到南樓汪的宿舍。我將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講話告訴了他。汪說：「現在江青他們四處串連，分頭活動。他們要動手了。本來想，晚一點再逮捕他們，因為主席去世還不到一個月，恐怕群眾接受不了這個大變動。但是現在不能再晚了。時間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號，實際上現在已經是五號了。六號晚上要在玉泉山召開政治局會，會前逮捕江青四個人，然後再進去通知政治局委員。誰反對就逮捕誰。」汪又囑咐我，讓護士全部回各自的醫院。醫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個就好。六號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樓已經是凌晨三點鐘了。我準備當天就解散醫療組。沒想到，九點鐘還不到，張玉鳳通知我，江青要醫生和護士們再去景山去摘只果，然後到北海仿膳去學習《毛澤東選集》。大家隨即到景山摘了兩個多小時只果。江青來了。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幾個只果，然後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學習，請大家一起吃飯。
正在學習《毛澤東選集》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找我。他十分不高興地說：不是已經告訴你日程的安排了嗎？怎麼還不讓護士們回去？」
我告訴他經過的情況。他說：「好吧。你安排護士們回去，全體醫生到國務院小禮堂會議室，華（國鋒）總理要你們報告主席去世的情況。參加聽匯報的還有我和洪文、春橋同志，江青同志也參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醫療組政治局匯報沒有完成。我想這次的會議是華國鋒故佈迷陣，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進國務院小禮堂會議室就問華國鋒，為什麼不早通知這個匯報會。華說，上次在人民大會堂開匯報會，沒有開成（見前文，此會被許世友打斷），讓醫生們正式匯報一次，再向政治局報告。
華說：「毛主席去世已經二十六天了。他的發病、搶救和去世情況，還沒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報告。現在要大家向我們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員和江青同志，正式匯報一次。匯報完了以後，你們寫一份詳細的病情經過報告。你們每個人簽上名字，報給我們。我們簽名，再報中央政治局。」
這份書面報告，我們早已經寫好，而且大家都已經簽了字，由我宣讀。
正宣讀一半的時候，江青立起來，向華國鋒說：「國鋒同志，我身體不好。聽病情報告，聽不下去。好在是由你們四位負責值班的。我請假先走了。」
說完以後，江青向門口走去，走時似乎喝醉一樣，東倒西歪。我叫了幾聲服務員，沒有人走進來。我只好立起來，扶住了她。
這時我看到汪東興對我直瞪眼，並且輕輕地搖頭。我明白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後來告訴我，華國鋒認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討好。我辯解，只有這樣，江青才不會感覺到要發生什麼事。汪後來同意，那時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後，繼續匯報。沒有提出什麼問題。張玉鳳這時連續催促醫生們去北海仿膳吃飯，因為江青在那裡等。我們都無可奈何，只好散會。
六月上午，我同剩下的幾位醫生正在整理病歷記錄，張耀詞打來電話，叫我把護士們全找回來，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難，五日已將護士們遣散，臨時找非常不好辦。我問張，這件事汪東興知不知道。張說，汪在睡覺，還沒有報告給他。我讓張自己同衛生部辦公廳交涉。張說他沒有時間，還是要我辦。我通過衛生部辦公廳，找到了這些護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們回去。
後來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這張合影成了護士有勾結的證據。張耀詞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東興出面後才算了事。
六月晚上八點鐘，華國鋒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負責《毛澤東選集》第五捲出版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華國鋒告訴江青等四人，要他們在玉泉山向政治局匯報《選集》的提議。
華國鋒和葉劍英早已到了。汪東興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張春橋先到，他的警衛員和秘書都被留在外面。張進來後就由華國鋒宣布，將張逮捕。王洪文後到，當華宣布逮捕他的時候，他原來要掙扎，但是兩名警衛團的幹部將他按住，他全身鬆懈，已經立不起來了。
當晚十點，姚文元仍未到懷仁堂。由汪派警衛團會同警衛師的人，到姚的家裡將姚逮捕。
張耀詞帶領一中隊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當時說：「我早就料到了會有這麼一天。」
逮捕行動發生時，我在工字樓的房間裡。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靜，沒有任何騷動跡象。第二天，一位在警衛團的朋友告訴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幫，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
四人幫分別監押在五一九工程內一處小房間內，由八三四一部隊派人看守。四人幫被逮捕後，華國鋒、汪東興和葉劍英前往玉泉山懷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員。沒有人反對。
七月我回到家裡，此時逮捕四人幫的消息仍未公布。長年以來，我終於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訴嫻，江青這個人已經被捕了。她驚喜過望，說這下可好了。我說，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還有人說，毛是被害死的（許世友就是一個例子），事情並沒有完。共產黨內部鬥爭不會完結，總會有人拿毛的死亡來作文章，我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我和嫻帶著兩個孩子，到西長安街的鴻寶樓吃了一頓烤鴨，表示慶賀江青四個人坐了監獄。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又展開了。領導幹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時我仍是三０五醫院的院長。張耀詞終於伸出他的魔爪。汪東興和張耀詞二人要我去江西省進賢縣的五七干校接受勞動改造。那年我五十九歲。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過著農民般的勞動生活。
北京共產黨內部鬥爭不斷。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東山再起，張耀詞和汪東興因文革期間對鄧在中南海內被批鬥袖手旁觀一事而遭到免職。鄧小平一直沒有搬回中南海。我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０五醫院復職。
但我仍受謠言所困。我與汪東興以前的關係過於密切，許多壓力要我揭發汪的過去。如果汪東興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政治鬥爭仍在上演，此期間毛的死因一直傳聞不斷。當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員──華國鋒、汪東興、王洪文和張春橋，兩名去職。在中共中央內，沒有人證明醫療組的工作無誤。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寫信給鄧小平，要求解除三０五醫院院長的職位。我在醫院裡無法發揮所攻，抑抑不樂。最後我在中華醫學會掛名副會長。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請求前往美國探親，看看我兩個兒子。趙紫陽是當時的共產黨總書記，中國那時正值最開放的時期。我獲准離境。
我是為了嫻來美國的。我們共渡的苦難歲月終於使她倒了下來。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中國的醫療對她幫助極小，嫻病勢日趨嚴重。八月中旬，我與嫻帶著孫女到了美國的芝加哥，和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團聚。我們希望美國的先進醫術能治好嫻的病。嫻住院治療，經過多方搶救，終於因為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嫻臨終前說服我寫這本書。在醫院中，嫻陷入最後幾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囑我，為了我們的後代，一定要將這二十二年的親身經歷筆之於書。我為此己付出的代價是我一生的年華和愛妻的生命。
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數十萬言的著作。我寫這書，是為了紀念與我患難與共的愛妻嫻，也將它獻給所有珍惜自由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