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初，北大老教授朱光潛先生腦血栓病發，家人為其找車送醫。臨上車時，朱光潛已經神志不清，迷糊中反覆說著：「我不要上學習班！」可見當年「學習班」的駭人之處。
「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於是，全國各地五花八門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蔚然成風。
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學習班」最終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它以「學習」之名行洗腦和囚禁之實，極盡迫害之能事。即使至今，遺毒猶存。「學習班」如何產生、變質和流行，不得不反思。
「學習班」的源起
「學習班」從1967年年底開始全國流行。1976年12月22日，傳達毛澤東指示的《人民日報》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通常被認為是「學習班」大規模興起的標誌。
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一年多，地方政府幾乎完全癱瘓，造反群眾派系林立，爭權奪勢，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不斷。辦「學習班」的原意是要重建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政權形式，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讓新老幹部和各派群眾展開自我批評，消除派性，使他們從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能實現「大一統」。
《人民日報》社論稱：「兩派或各派革命群眾組織一起，聯合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我國革命群眾創造的具有偉大政治意義的新事物。」但事實上，得到毛澤東的大力支持的「學習班」並非真正完全是「群眾創造」，它是造反派與最高領導人互動的結果。
1967年7月∼9月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對於「文革」這場有史以來最廣泛的群眾運動，毛澤東認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練了群眾」。
毛澤東積極評價眼前的亂象，但同時也認為造反群眾不該內鬥，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專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矇蔽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
毛澤東重點談到幹部問題，「幹部問題，要從教育入手，擴大教育面。不僅武的（軍隊），而且文的（黨、政），都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中央、各大區、各省、市都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這也是"文革"公開資料中所到見的毛澤東最早關於「學習班」的倡導建議。
毛澤東在視察過程中的講話迅速得到下層響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要求全市立即掀起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運動，「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全上海開花結果」。
《人民日報》在10月12日的社論中對"上海掀起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眾運動"熱情頌揚，並且號召"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此文引用林彪在國慶節的講話："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用'斗私，批修'這四個字為綱，加強對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群眾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解決造反群眾內部的派系問題是"文革"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產生的現實原因，毛澤東的號召和最高指示促使辦「學習班」成為時髦之舉。但是追溯到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及其來源，似乎並沒有追到源頭。
早在延安時期，就有與「學習班」相似的強制統一思想的方法，"把人扣下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吳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到一個實例，1942年10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作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心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88天，不轉變就不散會。
開會學習總要把人限定在某個特定時空範圍之內，參與者難免暫時喪失部分自由。這原本不足為慮，但是在缺乏對個人權利保護的情況下，拘禁關押和開會學習的界限被強權模糊化，「學習班」逐漸演變成迫害工具。只是在延安時期，「學習班」一詞還未流行，"學習組"、"整風班"已經出現，實質並無差別。
是學習還是洗腦？
起初，「學習班」的性質較為單純，"學習"的目的是吸收和領會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精神，以開會學習這種"軟"方法解決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促進革命造反派以及紅衛兵內部的團結，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因此，反對派性鬥爭一度成為主要基調，"革命"氛圍也確實因此緩和了數月。但這種基調無法抗衡"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調子，「學習班」的變質在所難免。
1967年年底，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全國迅速掀起創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高潮。根據新華社報導，截至當年12月底，首都北京已經在短短的時間內辦起了各種形式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九千八百多個，參加學習的近五十萬人。
學習班的內容主要是毛澤東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老五篇"，以及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通過逐字逐句地反覆學習、討論、領會，用毛澤東思想鬥私批修，統一認識。
北京印染廠的「學習班」曾被樹為先進典型。他們將原本立場對立的"東方紅"和"革聯"兩個造反派集中起來學習毛澤東思想。組織"憶苦思甜會"，向學員大講特講公和私的根本區別，灌輸"私"字是萬惡之源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繼而，讓大家認識到只有"亮出自己的'私'字來，狠狠地鬥，才能徹底刨掉派性的根子"。鼓勵學員主動找對立情緒最大的同志談心，自我批評。在這種模式下，大家大下決心，大亮私心，大挖私根，大查危害。《人民日報》對此寫道："過去的'冤家'，現在變成了'親家'……'私'字換上了'公'字，派性換成了黨性，'對立'轉化為'團結'。"
但現實情形遠遠不如宣傳的那麼美好。在階級鬥爭的綱領之下，自我批評無論如何也沒有他人的批評來得有力。況且，當一項"觀點學習"變得狂熱，而且越來越具有強制性，實則已與洗腦無異。
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如飢似渴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人民日報》曾報導北京的情形："全市各單位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老三篇'放在第一位，反覆學，反覆用。毛主席的書不離手，毛主席的話不離口，毛主席的思想銘記在腦子裡，落實在行動上，毛主席怎麼說就怎麼做，理解的照辦，暫時不理解的也照辦。"
"學習"無所謂理解，各取所需的歪曲也就習以為常。在這種情勢下，自然科學也難逃厄運，"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就是這樣的鬧劇。
1968年3月，中科院革委會成立"'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並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毛澤東和林彪的話被大量引用來論證愛因斯坦的"錯誤"，這場批判運動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
更為離譜的是，《人民日報》於1971年8月10日發表一篇名為《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的社論，試圖讓人們相信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病人在治療精神病方面的作用。文章稱："許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頭腦中公與私的激烈鬥爭中，陷在'私'字的圈子裡，一時想不開，造成大腦部分功能紊亂……精神的東西主要靠精神力量來戰勝，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於是，「學習班」就辦到了醫院。
階級鬥爭無所不在
原本以緩和衝突為目的的「學習班」雖然給爭權奪勢的造反派提供了一個和平對話的空間，但靠"自我批評"、"揭露自己的私心"根本無法解決矛盾。這不僅是因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虛假性，更重要的原因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宣揚的就是鬥爭的哲學，在這面大旗下，紅衛兵和造反派需要不斷尋找和製造敵人來鬥爭，否則他們自身的"革命性"就無法顯現。
聲勢浩大的北京高校學習班預示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注定失敗和變質的命運。
1968年2月，北京市革委會開辦的高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首都36所高校1400多人參加。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以及各校造反派頭頭兒，都是學習班的學員。
「學習班」開辦之初，受社會整體輿論導向的影響，一些原本對立情緒不甚嚴重的學校的造反派組織達成大聯合協議。但對於大多數的院校，收效甚微。學員普遍認為對方紅衛兵組織中有"黑手"，所以要抓住和斬斷"黑手"，搞垮對方，證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學習班內明爭暗鬥，還多次出現暴力衝突事件，直至中央領導親自接見才勉強穩住陣腳。
北京大學造反派頭子聶元梓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她在3月4日給毛澤東、林彪寫信，提出在北京出現了一種不准講階級鬥爭，不准講路線鬥爭的"怪現象"，社會上出現了右傾苗頭。聶元梓的報告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批示"對派性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如此一來，"階級鬥爭"又壓過"反派性"，鬥爭很快恢復和激化。
「學習班」淪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被推廣到各個方面，五花八門。有針對小偷的"小偷小摸學習班"，有針對被打倒的高幹子弟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薄熙來就曾參加），就連小學裡都有改造兒童的學習班。
與此同時，學習班被延續到"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歷次政治運動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送進「學習班」，遭受批鬥、侮辱、刑訊逼供，「學習班」成為遍佈全國的牢籠，導致數不清的悲劇。
1966年，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以"內蒙古最大走資派"的罪名被打倒。此後，"深挖"烏蘭夫死黨和餘黨的運動在全自治區展開。1969年底到1971年6月，被軍管的內蒙古自治區和盟市機關幹部七千多人集中到唐山市的部隊營房，進行了長達17個月的學習。在唐山學習班，學員被剝奪人身自由，"不准離開營房、不准與外界聯絡、不準會客"。每天讀社論，念文件，學習"最高指示"，批判烏蘭夫的"反黨叛國"罪行，揭批他人甚至痛罵自己。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每隔幾天就有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有勒頸的、有割腕的、有鑽下水道的，"還有人乘夜黑人靜時，爬上鍋爐房的大煙囪，倒鑽進去跳下"，好讓自己的屍體不被發現。
「學習班」對人倫的摧殘更顯示那個時代的野蠻和無情。
1970年8月20日，張志新因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慘遭殺害。屍骨未寒，瀋陽法院給張志新的家人辦了個"死囚家屬學習班"，讓女兒曾林林及兒子曾彤彤與"罪犯"母親劃清界限。這次學習班的"筆錄"後來在張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錄如下：
林林：剛聽說張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係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我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界限，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
問：張志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麼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們都擁護。對於張志新在監獄的還有什麼財物，我們什麼都不要，這有(由)政府處理。
這一年，彤彤不滿10歲，而林林也未滿1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