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帽子的聯想
人人都有個腦袋，夏日遮陰，冬季禦寒，都離不開帽子，有的少數民族更把帽子作為一種裝飾，富人穿金戴銀，頭值萬金。四川窮人要在頭上纏條白布，北方人也要蓋條毛巾，特別是癩痢頭，一年四季不露頭頂。民國時代，帽子工廠興旺發達，城裡有帽子專賣店。有錢男人戴上博士帽，拄上文明棍，顯示身份不凡，窮人一見，迴避三舍。人們常說，穿衣戴帽，個人所好，意思是穿衣戴帽是別人的基本權利，無可非議。
中共新政建立，帽子工廠更是興興向榮，遍及神州。
我這兒說的帽子與前面說的帽子有所不同，它既不能遮陰禦寒，也不起裝鈰作用，它是一種政治標示，是孫大聖頭上無形的緊箍咒。這種帽子雖說無形，重若千鈞，也不是你個人好，還是不好，毛澤東要給你戴上，你無法拒絕，乃至心安理得，因為戴帽子比砍頭好得多。
我記得開始的兩頂帽子是地主丶富農。按當時新政政策規定，無論你擁有的土多少，只看你生活來源，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為生，或者沒有出租土地，自己不勞動，僱請長工耕種土地就是地主。富農是自己種一部分土地，出租部分土地，主要生活來源不是靠收租，收租只屬家庭生活補貼，就是富農。凡在家裡當家的地主丶富農，稱為地主丶富農分子，其他稱為地主成份，屬一般地主，或稱地主子女。前者罪大惡極，後者是一般罪惡。地主丶富農政治上有所區別，但區別不大。
土地改革時，不是你乖乖地把土地拿出來分給農民就作罷，而是要開鬥爭會，將地主分子鬥得死去活來，乃至死去才罷休。土改時從不講究被鬥地主丶富農有啥權利，也不講究什麼法律丶道德丶人性，所以，人類歷史上有的酷刑都什用上，沒有的，凡能想出的也可以用，這就看鬥爭者的「智慧」了。
毛澤東當時給土改下了殺人指標的，因為是「內部掌握」的機密，誰也說不清，有的說是百分之六，有的說是百分之四。當時地主丶富農之死，怎麼樣死，沒有像現在地震丶車禍丶壙難死多少人作新聞報導，恐怕也是幾百萬嘍。
接著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丶壞分子丶右派分子就更多了。戴上這些帽子的人有多少，恐怕沒人說得清楚，更別說什麼判徒丶特務丶內奸丶工賊丶反動會道門-----等等了。
前紅衛兵的武鬥寫實畫作
開始人們並不知道有些帽子的意義，不知它對人的危害程度，所以戴就戴吧！反右派運動，毛澤東也規定了指標，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在他身邊總弄不出右派，焦急萬分。他的密書說，校長，你就把我報上去把，要不你交不了差。吳老也不知右派份子對人有什麼危害，便同意了密書的要求，將他報去頂了指標。更有甚者，有個邊遠山區僅四個人的學校，縣委規定要劃一個右派，四個老師只好選舉。有個老師剛選為縣裡模範教師不久，三個人都像選他為模範教師一樣，選他為右派。他也不知什麼叫右派，欣然接受了，誰知他最後被開除工職，勞動教養二十年，整得家破人亡。
在文革中，懲治五類分子是各派搶佔至高點的重大策略，誰整得厲害，誰是左派。廣西有個縣的造反派瘋狂殺害五類分子，有的屍體被造反派用來辦人肉宴席，所有屍體扔下河去，多日漂屍不斷。
更慘的是株連政策，五類分子子女當兵丶招工丶招干丶升學政審不合格，孩子在學校受歧視，升學過不了政審關，更有甚者，他們與工人丶農民子女幾乎斷決了婚姻關係，一個五類分子如姑娘再好也與工丶農子弟攀不上親。五類分子，子子孫孫遍及全國，年青人越來越多，對自己前途失去希望，一肚子怨氣無處釋放，就如原子彈懸在空中飄來蕩去，實在危險。
毛澤東大山崩塌，鄧小平出山，他把五類分子的帽子一風吹了。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善良呢？愚以為不是的！他雖然反對兩個」凡是」，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結論為」浩劫」，拋棄了毛澤東的經濟體制，但卻保留，發展了毛澤東的專制體制，還要四個堅持。他純屬為了延續毛澤東的專制體制才這麼做的。他的這一決策就是歷代王朝的「讓步政策」，不讓步，專制政權就要垮臺！誠然，這並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他是延續專制的唯一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