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週開始到現在結束（按：此文發表於2012-11-13），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煉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場鏟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餘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藉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