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軍警（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一面大談黨內民主，一面搞著一種高度保密、高度集中的權力運作，中共不僅不會給中國帶來政治改革，連深化經濟改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香港學者丁學良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撰文，從薄熙來案討論"毛家幫"式司法公正。他說，那些不久前對薄熙來用"黑社會老大"的手法對別人施行抓捕、關押、拷打、抄家、判刑、槍斃，擁護讚美不已，而對薄熙來本人受到這些手法中的十分之一就大呼冤枉的人們，其高調所說的"司法公正"，其實是"毛家幫"式的，即以毛澤東的操作手法為樣板的革命傳統，是毛式"幫規"。
薄家繼承了誰家的"幫規"?
丁學良指出，薄熙來父輩及家人文化大革命中也受過"毛家幫"幫規的懲罰，但薄家卻繼承了這個幫規。現在，薄熙來及其家人也希望能獲得司法公正，但是，這些人是否想過，如果薄家父子文革後，一直就真正按照憲法和黨章履行職責，或許薄熙來今天不會有牢獄之災。"幫規"不可以混同於司法公正。"毛家幫"幫規這把大刀一日不丟棄，它就可能被使用在曾經多次揮舞過它的那些人的脖子上。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學者謝淑麗在新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資歷在本屆中共政治局常委人事更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比上一屆常委的平均年齡大一歲多點（63.4歲比62.1歲）。新進入常委會的領導人皆為64歲或以上。
謝淑麗認為，資歷是組織內部控制競爭所產生的社會張力的有效規則，這一次，它也幫助中共領導人解決了換屆的權力分配問題。但它也惡化了黨的可信度問題，一面大談黨內民主，一面搞著一種高度保密、高度集中的權力運作。謝淑麗指出，資歷也不是選拔優秀領導人進入共產黨高層的良好方式，而如今，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優秀的領導人來應對其嚴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撰寫的文章，引起了香港人的警覺。《明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張曉明這篇文章揭示了中央強化在香港事務的角色和職能，這個方針政策將對香港的管治和情勢帶來深遠影響，高度自治危如累卵。
文章認為，若中央加強控制香港，必然與主流社會有牴觸和衝突，會遭到強烈反彈。"回歸15年之後，換來中央在港加強、加大角色，擠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們不禁要問：目前中央治港的思維和舉措，若發生在回歸之前，香港會順利平穩回歸嗎？今時今日，中央改變對港方針政策，香港的繁榮穩定堪虞。"
中共缺乏深化經濟改革動力
多年來，西方領導人訴諸道德辭藻，引述人權的普適性和對獨立自由的渴望，推動中國更大的政治開放度和民主化。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在《外交政策》撰文，認為要將民主帶到中國，美國應該採納一種新的方式來影響中國的未來政治：解釋民主會帶來具體的益處，例如更平衡的增長、穩定和個人安全--甚至對於共產黨高官而言。
黃亞生教授在文章中澄清一個廣為流傳的迷思，那就是中國目前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幫助了中國的增長。他指出，第一，後毛時代的領導人將如此多民眾脫貧，只不過因為毛澤東導致這麼多中國人貧困。第二，基於世界銀行2008年提供的數據，中國人口大約30%，或3.9億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僅僅對貧困生活有所改善。而且，中國過去60年代增長尚不能比肩其鄰國。合適的問題不是為什麼中國在過去30年間成長如此迅速，而是與該區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為什麼還這麼窮。
在許多關注中國的觀察家看來，國家主導型的資本主義正在危害中國是明擺著的事實，政府所有的大型企業正在擠出民營企業，損害經濟增長前景，危及中國經濟的未來。然而，在中共"十八大"會議上，政府所有的企業集團的一把手以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齊聚一堂，在這裡看不到一絲對中國的企業模式感到驚慌的跡象。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由此提出，中國國企改革為什麼這麼困難？
報導認為，為中國國企辯護的理由有若干條，每一條都能被駁倒。首先，過去1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的，但那更多是由勇往直前的民營企業拉動，而不是國有企業。其次，國企效率仍比民企低很多，民企的平均股本回報率比國企高出10個百分點左右。再次，國企的安全記錄差。2008年，中國爆出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醜聞，而風暴的核心就是一家國有企業。去年導致40人遇難的動車事故也是國家釀造的災難。但是，北京仍然沒有多少改變"中國國企模式"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