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十八大的中國，進入「習李新政」時期。儘管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總體發展良好，取得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但全球金融危機也改變了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僅出口減速，而且面臨巨大壓力；此外，經濟結構調整緩慢，高投資低消費、工業增速快於服務業、部分行業存在「國進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急需解決。
面臨這些挑戰，唯一出路是加快經濟轉型，即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導向型轉變、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由製造業向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作用轉變。這些轉變，需要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結構調整、要素結構調整；具體改革來看，又有推進城鎮化進程、促進西部發展、高技術與新能源以及低碳經濟、國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務應該從哪一點下手，或者說哪一點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強所說的「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化繁為簡，突出重點，積極尋找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突破口。找準了突破口，就會事半功倍。」那末，什麼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壟斷嗎？是政府體系改革嗎？是國企改革，鼓勵民營經濟嗎？是城鎮化嗎？是要素市場開放嗎？或是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嗎？這些都很重要，但筆者認為，新一屆領導層的經濟政策應該以還富於民作為突破口。
今後，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動力必須由投資轉向消費。只有政府把財富還給居民，使得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讓居民自己主導消費，而在驅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出口貿易中，最穩定、最長效、最可持續的拉動力是國內居民的消費；而居民消費率上升以後，即消費需求增加後，企業則會相應加大相關領域的投資，資金也會真正往稀缺的、投資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經濟增長。
而需求結構由政府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調整,也可以抑制投資衝動，解決國進民退的問題。之前，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政府代替市場主導投資，採取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儘管這對於應對外需下降對經濟的巨大影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過度投資造成了國企大幅擴張產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不斷降低。「十一五」期間，中國的投資率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6.2%，遠遠高於「十五」期間20.2%、「九五」期間11.2%的增長水平。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農民轉變成市民，提高勞動生產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務。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割據，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於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完善，流轉制度不健全，農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而戶籍制度令農民工落地難生根。同時目前的社會保障稅制度又對民工保護不足。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本是為補償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現在的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便攜性差，使大批社會保險資源沉澱下來，這不僅是對農民工享有社會保險權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種形式上的社會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擴大更不利於消費率的提高。2011年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據商務部的調查顯示，佔全國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體消費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達0.99。而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率是遠遠低於低收入者的。
還富於民還需要降低稅負，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負擔。2007年到2011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平均增速為20.8%；遠高於名義GDP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稅賦負擔的增速高於其收入增速，即稅賦負擔在加重。此外，我國社會保障對低收入職工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五險一金加起來大概是工資水平的40%左右。而另一方面，我們大量國企分紅率低，大量盈餘被投入到擴大在投資上面。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中，只調出資金50億元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支持社保等民生事業發展，數目少得可憐。如果在今後五年，國企分紅率能達到20%，全部進入社保，即使國企利潤與前五年持平，就會有約為1.7萬億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對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猶如雪中送炭。
李克強近期講話明確表達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調整利益格局，要善於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這樣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識，減少改革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