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的任建宇是重慶萬州人，2009年大學畢業，獲選派為大學生村官，在重慶彭水縣任村主任助理。這個年輕人對人生和職業的規劃可謂務實，而他的日常生活可謂平淡：他通過考試，被錄用為公務員，他準備不久後謀求調動，與在異地工作的女友相聚。但網際網路把置身於偏遠角落的任建宇和更廣闊的世界聯繫起來，並且改變了他的命運。和大多數中國年輕人一樣，任建宇經常上網，在網路上瀏覽信息，試圖把握他生活的世界，併發表自己的看法。2011年9月，在重慶「打黑」最高潮的時候，他因為轉載一些對重慶做法的批評，被重慶警方逮捕，隨後勞教兩年。
任建宇的遭遇凸顯了兩個關係到中國未來命運的問題：一是網際網路能否繼續擴大中國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二是中國能否堅持法治，繼續限制權力濫用。
在中國，議論公共事務有一套標準的修辭，真正的意見通常被包裹在許多大而無當的廢話和空話之中。不但官員如此，普通人也一樣。1990年代末以來，網際網路迅速在中國發展，如今已經成為5億中國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息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普通人有機會接觸到他們以前接觸不到的信息，特別是和政府和官員有關的信息。同樣，他們有了公開發表意見的平臺。套話被拋棄了，用來包裹和修飾個人看法的那套陳腐修辭成了嘲笑的對象。不正當的政府行為受到針砭和嘲弄。這使得政府與網際網路的關係成為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
許多中國人在網路上和生活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一個現實中說話持重中庸的人，在網路上的言論可能尖銳大膽。這可能和網路言論的匿名性有關——解除了等級制度和人際關係帶來的壓力，網民可以平等地討論問題，也可能與網路上言論之間的激烈競爭有關——只有最醒目的說法才能贏得讀者。雖然有人抱怨中國的網路語言過於粗鄙，但更多的人辯護說，直接而生動的網路語言有效地推動了討論。網路不但使一些平日裡乏味的人變得風趣而辛辣，也釋放了中國人被壓抑的公共精神。
對網際網路言論的打擊也已經有了許多案例。極少數網民受到懲罰是因為他們發布虛假信息，誤導了公眾，但在多數案例中，網民對地方政府某些做法的批評，是完全正當的。不管是發表言論，還是批評政府，他們都只是行使了《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第三十五條和第四十一條）。但地方政府採取了粗暴的做法來應對批評。在已有的幾個案例中，政府先是向批評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閉嘴，如果不能如願，就採取非法追蹤和抓捕，直至對他們實施勞教——任建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任建宇的遭遇還將勞動教養制度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從1955年實施以來，勞動教養制度的功能和目標並非一成不變，學者於建嶸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1978年之前，勞教主要作為政治鬥爭工具而存在，1978年至今則轉變成社會管治手段。他在公開發表的研究中，曾分析100個勞教案例，發現其中存在三個嚴重的問題：處罰依據隨意，權力缺乏制衡、違背正義原則。勞教制度的核心是不經過正當的司法程序，憑藉公安機關或黨政部門成立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為4年，這不但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關於公民人身自由的規定），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九條和第十一條關於行政處罰設定許可權的規定）和《立法法》（第八條第五項關於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許可權之規定）。
一方面是「勞教制度所依據的法規，都已經成為非法」，另一方面，據重慶市披露的信息，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包括任建宇在內的多位重慶市民因為批評政府或其他事宜被處以勞教，其所謂依據，實乃子虛烏有。
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上的報告指出，中國在發展自己的政治道路時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並「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勞教制度的存在已然違法，與生俱來的內在缺陷，則導致其淪為任意限制公民自由的工具。血淋淋的事實證明，勞教制度與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政治學界和法律界多年來致力於呼籲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現在，是下定決心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