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腐敗為何愈演愈烈？

改革開放後腐敗為何愈演愈烈？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二

改革開放把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嫁接到一塊，生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怪胎，不但使大權在握的中共官員有了搞腐敗的充足資本和強烈衝動，而且還讓他們擁有了可以大肆腐敗的財富基礎和進行權錢交換的廣闊空間。在這種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腐敗如果不癒演愈烈那倒真是奇怪了！
——題記

地處長江三角洲平原腹地，位於滬寧線上的無錫市，歷史悠久，風景秀美，號稱「太湖明珠」，不僅是中國近代輕工業的搖籃，而且是當今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執掌這樣一個城市的「一把手」，無論是在官場上還是民眾的眼裡，顯然都是一個相當惹眼的角色。

然而，不無戲劇性的是，2011年12月22日下午，坐上這把交椅僅僅才8個月，之前被認為是江蘇省最有前途的廳級幹部之一的毛小平卻突然被中紀委「雙規」了。消息傳出後，無錫和江蘇坊間一時間充斥著有關這位前無錫市委書記的各種傳聞。有的說他至少受賄了五千多萬，有的說他情婦多達十幾人……

事隔4個多月後，沉默多時的官方終於對毛小平一案給出了正式說法：「經查，毛小平涉嫌嚴重違紀，先後收受各種賄賂折合人民幣57.7萬元。同時，毛小平嚴重道德敗壞，與兩名女性‘通姦’」。為此，中共江蘇省委決定給予毛小平開除黨籍的處分。

這個結果真是讓人大跌眼鏡！人們原本以為，像毛小平這樣大權在握的市委書記，受賄的話少說也得上百萬，玩女人麼至少也得有一二十個，誰知到頭來受賄才區區57.7萬，女人也只有兩個，而且還是「通姦」。

消息傳開後，許多貧民百姓一反平日對貪官的切齒痛恨，紛紛對毛小平表示同情，為其鳴不平，甚至稱他是清官、好官，是「史上最廉潔的市委書記」。

一位網友惋惜道：「今年55歲的毛小平當了2年的常務副市長、8年多的無錫市長、8個月的市委書記，在無錫任職超過11年。這麼長的時間裏受賄只不過57萬餘元，‘通姦’的也只有兩名女性。他是中國最清最好的清官了。」

還有一位網友感嘆說：「無錫市委書記毛小平只有57萬元的問題，只有兩個情婦，這樣的官算不算是好官？我覺得這樣的官真不好找，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領導啊，委屈了」。

一個身居市委書記高位的領導幹部以權謀私，道德敗壞，本應受到大家的痛恨和譴責，群起而攻之才是。然而，違背常理的是，許多人不但不痛恨他譴責他，反而還同情他，為他鳴不平，甚至稱讚他是「中國最清最好的清官」，「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領導」，還有比這更讓人感到諷刺的嗎？！它再生動不過地表明，真正的清官在今天的中國已經絕跡。

可以斷言，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腐敗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貪官人數更是雄踞全球首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無論是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還是在共產主義陣營中，腐敗從來都不曾氾濫和瘋狂到當今中國這般驚人的程度——不但無官不貪，而且大貪遍地，整個官場已經找不到一個沒被蛀蝕的細胞（即便是最「廉潔」的官員，至少也公款吃喝過吧）。有網民甚至諷刺說，100個政府官員中有101個是腐敗的。

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突出也最為民眾痛恨的腐敗現象莫過於以下四種。

首先是貪污受賄、權錢交易。

由於缺乏權威數據，目前人們尚無法瞭解中共官員貪污受賄的人數和金額到底有多少。不過，根據已經披露的有關外逃貪官的有限資料也足以讓我們窺一斑而見全豹了。

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2010年1月8日，中紀委副書記李玉賦在中央紀委監察部召開的新聞通氣會上披露，近30年大陸有4000官員外逃。據媒體公開報導，自2000年底最高檢察院會同公安部組織開展追逃專項行動以來，至2011年，僅檢察機關抓獲的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就達18487名。而一直關注反腐的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顯示，外逃官員保守估計仍有近萬名（注1）。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當前在聯合國框架下打擊跨國腐敗最為重要的國際公約。在這兩個公約生效前的一段時間，腐敗官員外逃情況尤為猖獗。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獲60多名持護照或者通行證企圖外逃的政府官員，其中有7名副廳級官員持有金融機關、海關等部門核准的攜帶外匯出境證明，攜匯最少的一名經貿幹部隨身攜帶60萬歐元。2003年9月29日，《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生效。在當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24小時中，就有51名貪官在企圖外逃時被捕，開創了一天之內外逃未遂被捕貪官最多的記錄。在那個十一「黃金週」，中國司法機關共抓捕115名企圖外逃的貪官。

那麼外逃貪官究竟捲走了多少錢呢？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公布的《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曾援引中國社科院的一份調研資料稱，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萬6千至1萬8千人，攜帶款項達8千億元人民幣。中共最高法院前院長肖揚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貪報告》中曾引用有關部門的統計稱，1988年~2002年的15年間，外逃資金額共1,913.57億美元，年均127.57億美元。如果按照當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那麼外逃資金超過了1.5萬億元人民幣（注2）。這幾年，隨著中國政府4萬億的投資以及銀行幾十萬億的信貸投放，貪官捲走的錢無疑將遠遠超過上述數字。

需要強調的是，這還僅僅是外逃的貪官，如果再加上沒有外逃的，可想而知中共官員的貪污受賄已蔓延和嚴重到了何種程度。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列舉的數據顯示，自1990年以來，中共官員貪污腐敗每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在9,875億到12,570億之間（注3）。

除了貪污受賄，中共官員為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私利也是一種極為突出並為人痛恨的腐敗現象。

有些官員濫用職權為配偶、子女在建設工程、經營性房地產項目等方面謀取利益；有些官員部放任、縱容配偶、子女在自己職權管轄範圍內，打著自己的旗號經商辦企業；有些官員利用職權為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資金方面的便利和優惠條件；也有些官員利用職權為配偶、子女任職、佔股的企業提供便利和優惠條件，換取對方的高額回報；還有些官員利用職權和影響為配偶、子女違法經商辦企業充當保護傘。

原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便是一個利用職權為兒女謀利的腐敗典型。據媒體報導，程維高有兩女一子，兒子程慕陽1969年出生，1991年大學畢業，1993年辦理去香港定居手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2000年9月4日他又離港去了加拿大。據熟悉程家的人說，程慕陽話少，但非常有心計。程維高對兒子寵愛有加，言聽計從。兒子寄託了程維高的全部希望，用程維高的話說，我就那麼一個兒子，如果他事業成功，我也老有所養，我也得益。為了這份希望，程維高在兒子大學畢業後不久給了他三個「第一」：第一桶金、第一個「空手套白狼」的賺錢思想、第一個大項目。據不完全統計，靠著父親這顆「大樹」，程慕陽在沒有投入一分錢的情況下，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為程家創辦了32家海內外公司，資產總值達億元人民幣。

當前最突出也最為老百姓痛恨的腐敗現象還有買官賣官。

什麼是買官賣官？簡單地講，就是以錢買官位和以官位賣錢這樣一種赤裸裸的權力與利益的交換。民眾譏諷說：「不跑不送，停職留用；只跑不送，原職不動；既跑又送，破格提升」。作為買官者，雖然花錢了，但是所買到的官位使他今後能夠賺到更多的錢；作為賣官者，交易本身則使他直接得到了非法的金錢利益。正因為如此，買官賣官早已成為大陸官場流行的潛規則。

在層出不窮的買官賣官案中，號稱「建國以來最大賣官案」的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受賄一案尤為典型。

據大陸媒體報導，馬德在先後擔任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長、綏化地區行署專員、綏化地區地委書記、綏化市市委書記期間，利用提拔和使用幹部等職務便利，先後收受賄賂及禮金共計人民幣500多萬元、美金2.5萬元，涉及領導幹部260多人，綏化市包括下轄10個縣市的處級以上幹部有50%都被捲入了這樁大案，而且相當一部分是黨政一把手。

馬德的官場邏輯就是強權邏輯、拜金邏輯。媒體報導說，他當上綏化市市委書記後，把自己執掌的市委大院變成了生意興隆的烏紗帽批發部。小到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大到縣委書記、縣長，以及各市、縣、區內局委辦各部門的一二把手，每個位置都有其「價格」。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如果要發布一個中國腐敗榜的話，名列前茅者中肯定也少不了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遊）。

中國的三公消費數額到底是多少？官方至今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學者在猜測，媒體在猜測，社會各界都在猜測。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來自媒體的報導：2006年的三公消費達9千億元，相當於全年財政支出的30%（注4）！9千億是什麼概念？形象地說，美國「尼米茲」級別的航母一艘造價是40億美元，一年的三公消費能造30艘這樣的航母（注5）。

三公消費中又以公款吃喝最為嚴重。根據九三學社向中國政協遞交的提案中披露的數據，全國每年公款吃喝高達3千億。而一個三峽工程的全部投資也不過2千億。換句話說，公款吃喝相當於每年吃掉一個半三峽工程。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千億即可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

官方新華網曾報導過湖北省老河口市公款吃喝的情況，2000年該市全年的招待費達1,980萬元，佔全市行政事業單位財政支出的18%。平日裡，當官的節日請，典禮請，來訪請，業務請，工作請，交誼請，只要能想到吃喝由頭，便成一桌酒宴，吃了山珍海味，還要來個酩酊大醉。

酒是公款吃喝中的大頭。毫不誇張地說，地方政府幾乎所有的重點項目都是一瓶瓶XO或茅台砸出來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在今年中共「兩會」上披露，全國政府機關飲酒量總和相當於每年喝掉一個「西湖」（注6）。官場上喝酒成風如今已到何等地步，從許多流行的段子中可窺一斑。如「能喝八兩喝一斤，這樣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兩，這樣的同志要培養；能喝白酒喝啤酒，這樣的同志要調走；能喝啤酒喝飲料，這樣的同志不能要。」還有「領導幹部不喝酒，一個朋友也沒有；中層幹部不喝酒，一點信息也沒有；基層幹部不喝酒，一點希望也沒有；紀檢幹部不喝酒，一點線索也沒有。」「公家出錢我出胃，吃喝為了本單位」再如「窮也罷富也罷，喝罷！興也罷衰也罷，醉罷！」

三

當今中國的腐敗不僅已經蛀蝕了官場的每個細胞，而且呈現出一種愈演愈烈的失控態勢。就連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坦承，中國的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注7），再發展下去就會「政息人亡」。

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透明國際每個年度都要發布國際腐敗洞察指數。1998年中國大陸排名第52位，比1997年倒退了11位。1999年中國大陸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中國大陸排在第7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2009年中國進一步後退到79位。

腐敗的愈演愈烈最直觀地表現為腐敗人數的不斷增加和腐敗金額的持續上升。

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要摸清腐敗官員的真實人數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根據官方公布的有限資料來做些分析。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披露的數據，以5年為一個時間段來計算，1983年至1988年全國被查處的縣處級以上官員是1,500人，1988年至1992年是4,629人，比上一個5年增加了209%，1993年至1997年是2,903人，比上一個5年減少了37%，1998年至2003年是12,830人，比上一個5年增加了342%，2003年至2008年是13,929人，比上一個5年增加了9%。

這當中，1988年至1992年全國被查處的廳局級以上官員的人數是173人，1993年至1997年是265人，比上一個5年增加了53%，1998年至2003年沒公布，2003年至2008年是930人，比1993年至1997年的人數增加了251%。

再看全國被查處的部省級以上官員人數，1988年至1992年是5人，1993年至1997年是7人，比上一個5年增加40%，1998年至2003年的數據沒有，2003年至2008年的人數是35人，比1993年至1997年的人數增加了400%（注8）。

辦案數量的變化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腐敗人數的明顯增加。仍以5年為一個時間段來計算，同樣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披露的數據，1983年至1988年，全國立案偵查的萬元以上的貪污賄賂大案是30,651件，1988年至1992年是49122件，比上一個5年增加60%，1993年至1997年是108,225件，比上一個5年增加120%（注9）。

以上兩組數據表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腐敗官員的人數總體上呈直線上升的趨勢，而且上升的幅度還很大，有些年份甚至成倍地增加。

在腐敗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貪官的胃口也變得越來越大。

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披露的數據，以5年為一個時間段來計算，1988年到1992年，全國立案偵查的10到50萬元之間的貪污受賄大案有1782件，佔同期萬元以上大案的3.6%，50到100萬元之間的貪污受賄大案有122件，佔同期萬元以上大案的0.25%，100萬元以上的大案有81件，佔同期萬元以上大案的0.16%。1993年到1997年，全國立案偵查的10到50萬元之間的貪污受賄大案有8,539件，佔同期萬元以上大案的7.9%，分別比上一個5年增加379%和高出4.3%；50到100萬元之間的貪污受賄大案有797件，佔同期萬元以上大案的0.73%，分別比上一個5年增加553%和高出0.48%；100萬元以上的貪污受賄大案有617件，佔同期萬元以上大案的0.57%，分別比上一個5年增加662%和高出0.41%。從1998年到2003年，全國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大案5,541件，2003年到2008年，全國立案偵查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案件35,255件，後5年相當於前5年的6.35倍（注10）。

早先，貪污受賄幾萬元就要立案，現在這樣的案子已不能進入高檢案件的數字之中。80年代貪污受賄10萬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貪污受賄30萬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貪污受賄100萬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紀貪污受賄上億的居然判無期徒刑或死緩。量刑標準的變化也反映了腐敗金額的上升。

曾幾何時，貪污受賄幾十萬、幾百萬就算是巨貪，現如今，貪污受賄動輒就是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幾十萬、幾百萬者更是比比皆是。僅2009年全國查明涉案的3l位國企企業家犯罪金額累計就達34億元，人均高達l億元；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人，共計貪污、受賄9.3億元，人均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12.9億元，人均1.4億元（注11）。

腐敗愈演愈烈的另一種典型表現是個人腐敗邁向組織化腐敗直至制度化腐敗。

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個人腐敗，腐敗官員大多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基本上是一人一案。如貴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閻健宏、深圳中信實業銀行行長高森祥、深圳計畫局計畫處處長王建業等人的貪污腐敗就屬於這一類。

到了1995年前後，腐敗已由個人行為向團夥、集團行為發展，組織化腐敗開始蔓延。這種腐敗類型的主要特徵是：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地區的許多官員在政治上拉幫結派，在經濟上互相利用，形成了以一把手為首的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和利益共同體，彼此合作共同腐敗。

組織化腐敗又分為兩種，一種是集團化作案。著名的廣東茂名市系列腐敗案就是個典型。據大陸媒體報導，捲進這起腐敗案的官員超過300人，包括省管幹部24人，縣處級幹部218人。茂名市105個黨政部門被波及，全市6個市轄縣(區)的主要領導全部涉案。茂名市委原書記羅蔭國，市委原常委、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原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倪俊雄，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長陳亞春，電白縣原縣委書記李日添等，均涉嫌受賄。毫不誇張地說，在茂名市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市委書記羅蔭國為首的龐大貪官群體，整個官場都爛掉了。難怪羅蔭國落網後很不服氣，辯稱道「要說我是貪官，官場的人都是貪官。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

組織化腐敗的另一種形式是部門化作案。部門化作案與集團化作案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群體行為。它們的區別在於，後者是同一地區的官員結盟一起搞腐敗，是一種跨部門跨行業的現象，而前者則是同一部門或同一行業內的官員抱成團一塊搞腐敗，如交通部門的腐敗、組織機構的腐敗、司法系統的腐敗、教育單位的腐敗、軍隊領域的腐敗、醫療事業的腐敗等等。在所有部門腐敗中，交通部門的腐敗知名度最高。全國交通廳長犯罪之多，駭人聽聞。1997年至今，已有近20名省交通廳長、副廳長因腐敗倒臺。

大約從1998年開始，中國的腐敗進一步從組織化腐敗向制度化腐敗過渡。用經濟學家秦曉的話說，「中國面臨著愈演愈烈的制度化貪腐的挑戰。」「什麼叫制度化腐敗？就是腐敗已經成了政府運行的一種方式，沒有這個腐敗，這個政府就不能運行了。或者說，只要政府運行了，就必然會有腐敗，腐敗是政府運行的副產品之一（注12）。」

制度化腐敗呈現出普遍化和公開化的特徵。所謂普遍化，就是腐敗已經無孔不入，蔓延滲透到了各個領域、各個層次。所謂公開化，就是腐敗披上了制度的外衣，變得合法化了。如果說個人腐敗、組織化腐敗是一種私下裡搞的偷偷摸摸的行為，那麼制度化腐敗則表現為一種堂而皇之名正言順的公開行為。前者是潛規則，後者是顯規則。如有些官員為了給其謀利行為披上「依政策、制度辦事」的外衣，事先將其利益設計在政策、制度中，這樣謀利的過程就成了「依政策、制度辦事的過程」。

制度化腐敗的出現和蔓延是腐敗向縱深邁進的重要標誌。正如知名經濟學者袁劍所指出的那樣，它表明「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不再需要利用體制內的權力到體制外去尋租了，他們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一種體制：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經成為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一句話，他們是這個體制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的剩餘索取者（注13）。」

客觀地講，腐敗並非今日中國的專利，從古至今，任何社會和國家都存在著腐敗。就中共而言，腐敗也不是改革開放後才冒出來的新事物，早在毛時代就很嚴重，今天的腐敗正是從昨天的腐敗一步步發展而來的。但與那時不同的是，改革開放掀起了一輪全新的腐敗大潮，今天的腐敗早已不是毛時代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如果說毛時代腐敗的僅只是一部分官員的話，那麼今天的腐敗則成了一種整體性現象，從共產黨的黨魁直至最基層的官員幾乎無人能倖免；如果說毛時代搞腐敗基本都是各幹各的，那麼今天腐敗的方式則明顯變得多樣化了，有單干的，也有合夥作案的，腐敗的水平和成果也隨之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如果說毛時代貪官搞起腐敗來因為顧忌比較多還顯得有些縮手手腳的話，那麼今天的腐敗官員膽子卻越來越大，手腳也越來越放得開，搞起腐敗來不僅肆無忌憚，有時甚至顯得理直氣壯；如果說毛時代的官場還為清官保留了一席之地的話，那麼今天的官場中已全然沒了清官的生存空間，如果還有人想當清官的話，最終的結果不是被拖下水，就是被趕出局。

四

儘管中共竭力否認腐敗的根源在於現行制度，但現實卻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當今中國腐敗之所以愈演愈烈已成不治之症，根源不是別的，恰恰就是中共通過改革開放建立起來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就是當今中國腐敗大戲的總導演。

正如我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毛時代的血腥暴政使中共的極權統治陷入了搖搖欲墜的危機，文革後，為了救亡圖存，中共不得不進行改革開放。所以，從一開始改革開放的根本目地就不是要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而是試圖藉助現代科技和市場經濟的力量來挽救和鞏固這種統治，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共的改革必定是一場只改革經濟體制不改革政治制度的跛足改革，一場由中共自編自導的換湯不換藥的自救運動。其結果，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當然被名正言順地延續了下來，共產黨依舊像以往一樣掌握著不受人民監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

但另一方面，在保留原有政治體制的同時，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卻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從西方變相引進的新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的發育和不斷壯大，中國的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很大成程度上都逐步商品化了，企業不再像以往那樣按照政府指令而是根據市場需求來組織生產和銷售產品，大多數商品的價格開始隨市場供求行情而波動。不過，由於政治體制沒變，中共通過跛腳改革建立起來的這種市場經濟，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範的市場經濟，而是一種受權力控制的扭曲的不規範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發達國家截然不同，在這種市場經濟中，政府始終擁有配置資源的決定權和干預企業經濟活動的各種權力，「看不見的手」處處都得受制於「看得見的手」。

什麼叫「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白了，其實就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雜交而成的怪胎，我們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也有人叫它「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其實都是同一個意思。權力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徵就是「強政府、弱市場」。改革開放搞了30多年，最大的「成果」就是生出了這個怪胎。當今中國的腐敗就是在這片土地上開出的「惡之花」。

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制度框架下，由於共產黨搞的還是一黨專政那一套，在經濟上，各級政府和官員手中依舊掌握著不受民眾約束和監督的巨大權力。僅就審批而言，辦公司，申請營業執照得政府審批，向銀行貸款政府要審批，進口商品要政府審批，地皮需要政府審批。這些審批權通通都掌握在各級政府及其官員手中。2002年3月11日《中國信息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紹說，據不完全統計，僅國務院70個有審批許可權的部門就有審批項目2854項，省級政府行政審批項目多則2千多項，少則1千多項。在上述2854個審批事項中，只有11.8%是依據國家法律設定的，那些依據部門文件和部門內設司（局）文件設定的審批事項則佔到了36.8%的比例。可見中共官員手中的權力有多大。這種權力不僅賦予了他們搞腐敗的充足資本，而且必定會使他們萌生出搞腐敗的強烈衝動。在這種情勢下，無論是腐敗的滋生蔓延還是愈演愈烈，都是不可避免的。所謂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其二，扭曲的市場經濟又帶來了兩個新的因素。首先，由於這個市場經濟是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搞起來的，不論是經濟資源的配置還是企業的運行，都無法避免政府的控制或是干預，權力進入市場交換領域也就成了一種無法避免的現象。這樣一來，權力當然也就有了一個能夠兌換成金錢，迅速變現的空間。換句話說，在這樣一個扭曲的市場經濟裡，官商勾結、權錢交換也就有了可以一展身手的大舞臺。

其次，儘管這是一個扭曲的市場經濟，但與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相比，它還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放了社會的生產力，使得整個社會的財富蛋糕急劇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腐敗的物質基礎當然也就變得更加雄厚了。

相比較而言，在西方民主國家，政府不但由民眾選舉而產生，而且受到嚴格的監督和制約，政府官員們遠沒有像在中國這樣大的權力，即使他們想腐敗也沒有充足的資本大家一起腐敗。所以，腐敗現象儘管存在，但絕不可能大規模蔓延。而在實行計畫經濟的毛時代，人們生活在短缺經濟之下，財富蛋糕比現在小得多，腐敗的物質基礎遠不如今天豐厚；更重要的是，沒有市場，權錢交換也搞不起來。所以，那時候腐敗雖然也很嚴重，但跟現在比還是要遜色不少。

換句話說，光有市場，政府沒那麼大的權力，腐敗雖然也會發生，但絕不會氾濫成災、愈演愈烈。反之，單是政府的權力大，沒有市場，腐敗再怎麼嚴重，也絕不可能蔓延瘋狂到如當今中國這般地步。而在改革開放後建立起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嫁接到了一塊，使得大權在握的中共官員不但有了搞腐敗的充足資本和強烈衝動，而且還擁有了可以大肆腐敗的財富基礎和進行權錢交換的廣闊空間。在這種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腐敗如果不癒演愈烈那倒真是奇怪了！

五

中共自掌權以來，一直都把反腐敗的口號掛在嘴上。改革開放以來，調子更是越唱越高，力度也在不斷加大。在公開場合，各級首腦的反腐宣言可謂擲地有聲，「一查到底、決不姑息」之類的誓言幾乎不絕於耳。黨紀政紀、法律法規也連篇累牘出臺了一大堆，「八不准」、「十不要」之類的部門規章更是多如牛毛。與此同時，立案查處的官員人數、涉案金額數連年遞增，大大超過了同期GDP的增長率。坐牢已經坐到政治局委員，殺頭已經殺到人大副委員長了。然而滑稽的是，反腐反來反去，不但沒治得了本，連標也沒治成。懲辦了幾個貪官，又冒出一大堆貪官。

前總理朱鎔基可謂中共領導人中出名的鐵腕人物，想當年他走馬上任總理時，不是曾當著中外記者的面誓言：要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裝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嗎？那意思是即便豁出命去，也一定要消滅中國的腐敗。多大的魄力啊！然而，最終不還是無功而還，不了了之。在他任期內，腐敗不但沒有得到任何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就像老百姓嘲諷的那樣，「反腐反腐越反越腐」。

更荒唐的是，如今腐敗被越來越多的官員視為理所當然，不腐敗反倒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熱衷和擅長搞腐敗的人越來越吃得開，不搞腐敗的人反倒在官場難以生存。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前言裡曾引述過一位深圳官員的話，那位官員對官場的腐敗非常反感，但是他說「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十個人中有七個做賊，剩下的三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污腐敗，別的人心裏就不踏實。」這就是說，當今的中國官場早已不是清官整貪官，而是貪官整清官，貪官要把那些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幾個清官拖下水，要貪大家一塊貪。

這說明什麼？說明中共根本反不了腐敗。原因很簡單，中國的腐敗是體制性腐敗，共產黨自己就是腐敗的罪魁禍首。試想，它怎麼能反得了腐敗呢？這就跟吸毒販毒分子禁不了毒，妓女嫖客掃不了黃是一個道理。

前不久，曾任中共中央委員、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對中共體制和腐敗內幕均瞭如指掌的鮑彤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伊恩-約翰遜的採訪時曾對此做了一番相當精闢的分析。他說，中共目前腐敗成風，但卻無法得到有效治理，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這個體制發生根本變化。「在美國，如果你腐敗，你就得辭職。看看尼克松。他經歷了水門事件，不得不辭職。」「中國呢？不會。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在同一條船上。」「如果那條船翻了，每個人都掉下去。所以在中國每個掌權者都幫助彼此。」「現在，有九個常委幫助彼此。這是中共的政治體制。沒有人想把船打翻。」鮑彤還說，「這個體制要求所有領導人都腐敗以支持彼此的腐敗」，「如果我在現在的體制內，我也不得不腐敗。」

真要想反腐敗，只有一條成功的路可走，那就是徹底廢除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邁向真正的民主化。中共會這樣做嗎？當然不會。共產黨什麼都能放棄，但唯一不能放棄的就是對權力的壟斷，這是它的命根子。如果連這個命根子都不要了，那共產黨也就不叫共產黨了。

在腐敗的問題上，中共一向有著兩付截然不同的嘴臉。一方面，作為權力壟斷者的中共本身就是一個腐敗透頂的政黨，需要通過腐敗來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保持既得權力的繼續運行，需要通過腐敗來為鏽跡斑斑的極權機器不斷加油，可以說它對腐敗的依賴超過了任何一個朝代，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它不可能動真格反腐敗。另一方面，為了安撫民眾對腐敗的不滿，維護和鞏固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以達到長久掠奪社會財富和榨取民眾血汗的目地，它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反腐敗的姿態，拋出一些小魚小蝦，甚至幾條在權力鬥爭中失勢的大魚大蝦，作為腐敗的替罪羊。這也就是說，中共的反腐敗不管如何聲勢浩大花樣翻新，不管是豪言壯語式的、一陣風式的、欽差大臣式的、政治運動式的、小圈子密謀式的還是權力鬥爭式的、揮淚斬馬謖式的、殺雞嚇猴式的、自我手術式的，其實質都是一場裝點門面的「反腐秀」，一場賊喊捉賊的鬧劇。

不信你想想，從中央到地方，哪一級哪一個地方基本上不都是腐敗分子在導演著反腐敗啊？前面說到的茂名市就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

羅蔭國任茂名市市委書記期間，以大張旗鼓地反腐倡廉著稱，曾創造了全國聞名的「茂名經驗」。

據官方媒體報導，為了不斷強化各個縣市區和局「一把手」反腐倡廉的責任，茂名市成立了以羅蔭國為組長、分管領導和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工作領導小組，形成了「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各負其責」的領導格局。羅蔭國不但是全市反腐倡廉的最高領導者和第一責任人，而且還親自部署重要工作，親自過問重大問題，親自協調重點環節，親自督辦重要案件。作為市委書記，他既是領導者，又是督察者，形成了「一崗雙責」。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羅蔭國在北京主會場作了題為《健全機制，強化責任，全面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經驗介紹，自稱「經常督察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實情況，認真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帶頭執行有關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方面的規定，按時報告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管好班子成員和下級，管好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以實際行動影響和帶動廣大黨員幹部，推動了全市反腐倡廉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效、呈現新氣象」。

在這次全國性的高級別會議上，茂名是全國唯一一個作經驗介紹的地級市，得到了中紀委的充分肯定。「茂名經驗」聲名遠播，在這之前，全國曾有10多個省（區）、100多個市（縣）來茂名市考察學習。

然而，極具諷刺的是，時隔僅僅兩年多之後，作為茂名市反腐最高領導的羅蔭國，就因自身的腐敗問題被宣布免掉全部職務，並且十分罕見地「一步到位」直接進入司法程序。

耐人尋味的是，羅蔭國落網後曾憤憤不平地抱怨說：「你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你們能說出一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一個不是貪官的嗎？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中國不就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難道這個還要我告訴你們？」

最高層也一樣！不論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不是都口口聲聲強調要「高度重視反腐敗」嗎？鄧曾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注14）江也曾反覆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治黨，首先要治理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要「嚴厲懲處腐敗分子和各種違法亂紀的人。」（注15）但恰恰是「鄧大人」自己，縱容兒子鄧樸方成立康華公司大肆腐敗撈錢，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大的「官倒」。

江澤民更是後來居上，有過之而無不及。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透露，江澤民一直就講「我要吸收前兩個書記的教訓，我就不幹事，我就低頭讓我的孩子們悶‘悶頭髮大財’。」果然，在他手把手的扶持下，他的大兒子江綿恆很快便成了「中國第一貪」。江澤民自己也是一屁股屎。據《中國事務》報導，江在瑞士銀行的秘密帳戶上存有3億5千萬美元；江還在印度尼西亞的峇裡島有一棟豪宅，據悉是由前外長唐家璇於上世紀90年代花1千萬美金替江購買的。另據香港《開放》雜誌披露，國際結算銀行2002年12月發現一筆20多億美金的巨額中國外流資金無人認領。之後因貪污罪被判死緩的前中國銀行香港總裁劉金寶在獄中爆料，這筆錢是江澤民在16大前夕，為自己準備後路而轉移出去的（注16）。

這樣的人說要反腐敗，誰信？鬼都不信！

試想，連執掌國家最高權力的人都在說一套做一套，不是帶頭縱容腐敗，就是帶頭搞腐敗，中國的腐敗怎麼能不越反越嚴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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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貪官外逃攜帶資金超萬億 金融國企成重災區》，載2012年6月5日《中國經濟週刊》。

注2：引自《最高法前院長曝15年間腐敗資金外逃可能超1.5萬億》，載2011年6月16日《第一財經日報》。

注3：引自《江澤民劣跡揭底之三：貪污腐敗》，載新唐人電視臺。

注4：引自《「三公」消費一年9千多億元公開賬本也監督不了？》，載2012年3月4日《南方都市報》。

注5：引自《全國三公消費一年9千多億元 夠造30艘航母》，載2012年3月13日中華網。

注6：引自《湖北統計局副局長：全國公務用酒量相當於每年1個西湖》，載2012年3月12日《京華時報》。

注7：引自《溫家寶:腐敗現象接連不斷 而且越來越嚴重》，載2007年3月16日新華網。

注8、注9、注10：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公布的歷年工作報告中的數據整理。

注11：引自《學者披露腐敗七大新特徵：腐敗分子政治上結派》，載2011年6月25日《京華時報》。

注12：引自《招商局原董事長秦曉：中國面臨制度化貪腐的挑戰》，載2011年3月2日財經網。

注13：引自袁劍《奇蹟的黃昏》第七章，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

注14：引自《鄧小平談反腐：越是高級幹部越要抓緊查處》，載2007年第3期《環球人物》。

注15：引自《江澤民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載2000年1月15日《光明日報》。

注16：引自《胡耀邦子指江澤民揚言不幹事「悶頭髮大財」》，載看中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