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地跨歐亞威震世界，由15個加盟共和國和20個自治共和國，8個自治州，10個自治區和129個邊疆區或州組成，立國69年的蘇聯帝國劃上句號。解體後的蘇聯分裂為15個國家（東斯拉夫三國、波羅的海三國、中亞五國、外高加索三國、摩爾多瓦），可以說是徹底的分崩離析。如此龐大的帝國何以在一夜之間就灰飛煙滅？原因當然很多，但就從統治者自身而言，老人政治病夫治國，當是其滅亡的重要原因。
看蘇聯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從勃列日涅夫後期起，蘇聯是一個老人治國、病夫治國的國家。事實上，從斯大林開始，這一特點就開始顯現，斯大林在其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健康狀況逐年惡化，但仍然執掌國家最高權柄。赫魯曉夫在位期間倒是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但他卻是蘇聯唯一一位「因年齡和健康狀況問題」而被迫退休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晚年在幾次中風和心臟病發作以後，已變得頭腦遲鈍，如果無人幫助幾乎不能行走，但是為了維持「國家政治儀式」中的慣例，他在去世前3天還強撐著病體在紅場閱兵。隨後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接班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則使蘇聯的老人病夫政治達到了頂峰：兩人均以高齡多病之身成為最高領導人，前者68歲上臺，執政15個月；後者72歲上臺，執政13個月。安德羅波夫只工作了半年就大病不起；而契爾年科不必說工作，連說話和呼吸都很困難。但同樣是為了維持「國家政治儀式」，助手們把離去世還有半個月的契爾年科從病床上架起來，在電視鏡頭前亮相做秀。這簡直到了慘無人道的地步，但為了道統和統治，就得把戲演下去。當年50多歲的戈爾巴喬夫在見到去世前的契爾年科時，心生疑問和感慨：「究竟是什麼阻礙他辭去工作以便關注自己的健康？是什麼迫使他肩負起領導國家這副力不從心的重擔？」
最高領導如此，下面的蝦兵蟹將也好不了哪兒去。勃列日涅夫主政後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中央委員連選連任的為80%；到1976年的蘇共二十五大，連選連任則接近90%。1981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都是二十五大時的原班人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平均年齡分別為61歲和54歲，到1981年二十六大時，政治局成員平均年齡上升為70歲，書記處上升為68歲。上行下效。各加盟共和國和州一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變動也很少。1976年至1981年兩屆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大會期間，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調動外，沒有一個被撤換。1978年至1981年兩屆州黨代表大會期間，156名州委第一書記中只換了5人。1974年至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長中也只換了14人。《蘇聯政權史》這部書對這一時期的蘇共政治生態作了如下描述：「國家政治領導人老態龍鐘。跟隨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安·帕·基裡連科變得萎靡不振，他的大腦開始萎縮。勃列日涅夫身邊的戰友索洛緬採夫、吉洪諾夫、葛羅米柯、契爾年科、庫茲涅佐夫等人，在年齡上與他不相上下。蘇聯國內的政治時鐘停止了走動。而讓時鐘走起來的標誌是，這些老人們步履蹣跚的身影幾乎每天晚上都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他們的胸前掛滿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賀又一個紀念日的到來，或者給別人授予獎章，或者自己接受獎章，或者口齒不清地照著稿子發表簡短的講話。」對此，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梅德韋傑夫有精彩點評：「1978—1982年這一時期形成的蘇聯領導核心已無力克服客觀形勢的不利影響。而且問題也不僅僅在於因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基裡連科，部分地還有柯西金年事已高，重病纏身，每天只能工作幾小時，滿腦子只考慮自己的健康問題。讓我們回憶一下：列寧在1922—1923年間也患重病，醫生常常只允許他一天工作10~15分鐘。但是他在這段時間裏說的、寫的和口授的東西幾乎是他留下的遺產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1949—1953年間，斯大林也患重病，但這絲毫也未削弱他專制統治的威力。至於勃列日涅夫，在生病的時候，他實際上已完全放棄了對國家的領導，把事情都交給一大群追隨者或助手去辦。」
本來，治理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地域跨越歐亞兩個大洲）、人口眾多（將近3億），而且民族構成複雜（蘇聯有100多個民族，200多種民族語言和方言）的國家，需要領導人有充沛的精力和敏銳的判斷決策能力，可事實上，運轉整個龐大帝國的卻就是這些老邁昏庸朝不保夕的老人病夫——這就好像將一架最先進的宇宙飛船交給一個老眼昏花而又疾病纏身的老人去駕駛，其折戟沉沙，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那麼，蘇聯在領導人選擇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老人政治病夫治國的奇特現象呢？這原因說穿了也很簡單，專制權力的魅力而已。蘇聯的黨政體制從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成為執政黨到1990年3月蘇聯產生第一位總統前，可以說是一個一貫的體制——「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的體制，「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的體制，黨領導政、政服從黨、執政黨地位高於國家政權地位的體制。 蘇聯後來長期實行的黨政領導體制是在斯大林時期定型的。1921年蘇共十七大後增加了九個部，大部分與政府機構職能重疊。1922年4月，斯大林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蘇德戰爭爆發後又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和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直至去世。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曾經在《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書中指出：「沒有來自下面的巨大壓力，我們無法期望許多今天名義上的領導人會向他們的制度挑戰，不管這個制度多麼不合時宜。因為這個制度給了他們威望、金錢和權力的幻覺。有些不同尋常和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官員一開始就支持政治轉型的鬥爭。但大部分人只有當來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機四伏，已發展到暴力的邊緣，從而他們覺得別無選擇時，才會採取行動。」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後繼者們雖然都看到了斯大林體制的弊端，但他們畢竟又是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並希冀繼續從中受益，因此就使得這種體制長期慣性運作，歷史的積弊也依然故我。因為大權在握而又無任何監督，人性中對權力的貪婪被最大程度地激活，因而蘇聯許多領導人貪戀權位，長期佔據大位不放，中央領導層嚴重老化，出現老人政治、病夫治國的局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另外，還有個原因也導致了蘇聯老人政治的必然，那就是集權政權在交接班問題上一直沒有程序化。在蘇聯——包括一切集權國家——在其領導人更替方面，都充滿風險，搞不好就人頭落地。因而，盡量減少政權更替的頻率，就可以減少政治風險。可這樣一來，政壇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大堆老態龍鐘。當然，事實上，這樣做也只是揚湯止沸，因為班總是要交的，老人也會去世，會死，他一死怎麼辦？那就更麻煩，很多問題可能因為老人的突然逝世而變得更加尖銳和不可解決——這一點，經歷過毛澤東逝世的中國人自當心知肚明。
有趣的是，當政壇蘇聯步入老人蘇聯前途步入解體之際，與之「冷戰」的美國，卻是另一幅畫面：這一時期的美國總統除肯尼迪在任期內遇刺身亡之外，其他的美國總統都在離職後過上了平靜的退休生活，與他們的蘇聯對手相比，美國總統們普遍地「上崗」時要年輕一些，平均壽命也要長一些，其中尼克松活了81歲，福特活了93歲，里根也活了93歲，仍然在世的吉米·卡特和老布希今年都將滿83歲。冷戰後的美國總統克林頓首次當選總統時只有46歲，退職很久的他今年年方66歲，以蘇聯老人政治的年齡標準來衡量，他幾乎現在都還不夠當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資格。
更有趣的是，蘇聯這種老人政治也很快走到了它反面：繼契爾年科擔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上臺時只有54歲，俄羅斯首位總統葉利欽上臺時是60歲，普京上臺時更年輕，只有47歲，而2008年出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年方43歲！而這幾十年，卻正是俄羅斯鳳凰涅槃獲得重生的幾十年（參見我《蘇聯劇變：求生還是找死？》一文）。
中國現在要走向民族復興，其艱難程度並不下於當初蘇聯治國，因此，中國只有徹底告別老人政治，才可能真正走上這樣的道路——這或許就是蘇聯老人政治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